“9.13”事件后，军队是如何进行“揭批肃”的
1971年9月13日，林彪及其同伙叶群等人在逃离数小时之后，中共中央依据雷达监测数据以及周宇驰等人所乘坐直升飞机上缴获的大量证据，初步得出林彪等人已叛逃的结论。
同日，遵照毛泽东的命令，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紧急召集在京的中央政治局委员举行会议，通报了林彪叛逃事件，并就应对各种紧急情况的策略进行了讨论和部署。依照毛泽东的指令，周恩来下令扣留了尚未登机逃离的山海关相关人员；向广州军区下达指令，捕获了从北京乘坐火车前往广州，为林彪另立中央机关做准备的“联合舰队”成员十几人；封闭了林立果在北京市内的数处秘密据点，并对江腾蛟、王飞等要员实施了监护；同时，对林立果在北京、广州、上海等地秘密组织的核心成员实施了拘押。
9月14日，周恩来接到了中国驻蒙古大使馆发来的特急报告。在确认林彪等人因飞机失事而遇难的消息后，他下令大使馆在蒙古方面同意的前提下，前往事故现场进行勘查，并提取遇难者的遗骸及其他相关物品。紧接着，中国驻蒙古大使馆迅速派遣专人将林彪座机坠毁现场的照片和资料送回国内，并对相关情况进行了详尽的汇报。
经初步搜集的丰富资料，中共中央认定，林彪在叛逃之前的行径并非孤立事件，实际上已构成一个团伙。众多已被收缴或核实的事实材料显示，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等四人，与林彪、叶群等人关系紧密，非同寻常。鉴于此，对这批人以及其他与林彪、叶群关系紧密的个体，我们采取了隔离审查的举措。
然而，中共中央始终抱持着挽救一切犯错误者的决心。在9月14日，毛泽东向周恩来传达了指示：“对于黄、吴、李、邱等人，给予他们十天时间，让他们坦白交代错误，以期获得从宽处理的机会。对于老同志们，我们允许他们犯错误，也允许他们改正错误，只要他们如实交代，便足以。”
9月18日，中共中央发布第57号文件，在强调清查与林彪事件相关的人和事时明确指出：“在毛主席的英明领导下，我们秉持正确的路线和政策，坚持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原则。经过批评与自我批评，绝大多数犯有路线错误的好人，都有可能重新回到正确的道路上来。”“追随林彪走向绝路者，不过是极少数。”“中央号召全党同志，尤其是高级干部，要坚决与林彪划清界限。对于那些坚决与林彪划清界限的同志，无论其过去是否受到林彪的影响，是否犯过错误，中央都将一视同仁，给予充分的信任和支持，而不会轻易产生怀疑。”
然而，黄永胜一伙并未悔改，反而疯狂销毁材料，抹除证据，意图进行顽抗。9月24日，周恩来遵照毛泽东的指示，召集中央军委办事组成员举行会议，代表中共中央正式宣布对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四人实施停职反省的措施。紧接着，中央军委紧急召集各总部及各军、兵种的主要负责人开会，传达了中央对黄、吴、李、邱四人处理的决定，并推进了清查工作的深入开展。
“九一三”事件堪称我国历史上的一次重大事件，其影响深远，不仅牵涉众多人员，且涉及高级别，更关乎党、国家和军队的诸多机密。为确保党的团结、国家的安全以及军队的稳定，迅速查明林彪集团的罪行显得尤为迫切。鉴于此，中共中央及中央军委果断采取了一系列高效措施。
竭力收集罪证材料。自截获周宇驰等人的直升机以来，陆续揭示出林彪集团密谋政变的众多铁证。这些证据包括大量机密文件、地图以及美元等物品。在被销毁的材料中，更发现了林彪下达的“依照立果、宇驰同志传达的命令执行”的政变密令。为确保林彪集团罪证材料不致被销毁，军队对与林彪集团关系密切的单位和个人实施了严格的控制，并细致地搜查罪证。在全体指战员的共同努力下，《“571工程”纪要》等众多罪行材料得以完整查获，为后续认定林彪集团罪行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要求参与林彪集团活动的人员进行交代或检举。起初，众多人并未诚实地交代问题，其中有人选择抵赖，有人避重就轻，更有甚者装疯卖傻，意图进行顽抗。然而，经过政策上的感化，部分人的态度开始转变。例如，当时空军作战部部长便详细揭露了林彪集团密谋政变、企图在毛泽东主席南巡期间下毒手的经过。对于林彪身边的员工，我们在消除他们对立情绪的同时，既将他们与林彪集团成员区分开来，又鼓励他们进行检举和揭发，此举取得了显著的成效。
1971年9月26日至10月15日，中共中央举办了一场部分在京老干部座谈会，旨在揭露和谴责林彪集团的罪行。朱德、叶剑英、刘伯承、陈毅、聂荣臻、徐向前、张云逸等资深军事干部，纷纷在会上发表言论或致信毛泽东及中共中央，对林彪集团进行批判，并坚定支持中共中央关于开展“批林整风”运动的决策。中央军委迅速转递了老干部们的信件，并特别邀请了与林彪等人长期共事、密切接触的老干部进行座谈。对于因林彪集团迫害而离开军队的老同志，中央军委给予了高度重视，安排了专访，并组织他们撰写相关材料。
周恩来同志及叶剑英等领导同志认真听取了相关汇报。在1971年10月2日，周恩来同志主持召开了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针对广州、南京等地与林彪事件相关的人员和事件进行了深入研讨，并作出决定，派遣李先念、华国锋、张春桥同志前往这些地区协助开展工作并进行检查。
10月4日，在会见新组建的中央军委办公会议成员之际，毛泽东严肃指出：林彪、陈伯达暗中策划阴谋，其图谋已久，意图显然是为了夺取权力。
10月27日，周恩来主持召开了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议题集中在各地揭露批判与林彪事件相关的人和事。与会人员一致认为，武汉军区和成都军区的问题尤为突出，亟需中央的援助。依据会前与毛泽东所商定的计划，中央政治局拟召集在京的武汉、成都两地区的党政军负责人，召开座谈会。座谈会旨在学习相关文件，并进一步深入开展对林彪问题的批判。
“遵循主席的指导，旨在治病救人，以此促进团结与工作的开展。”
成立专案组，负责搜集相关罪行资料。1971年9月21日，周恩来致信毛泽东，表示同意汪东兴的提议，即在中央政治局之下设立一个专案工作小组，负责掌管和整理与林彪、陈伯达有关的全部案件材料，并按照分类精选摘要后提交主席和中央政治局成员审阅。该小组由纪登奎担任组长，汪东兴担任副组长，共同推进工作。毛泽东审阅后予以批准。依照中共中央的指示，中央专案组经过多次深入调查和广泛取证，最终整理出了一系列林彪集团罪行的相关材料。
12月11日，中共中央发布通知，将中央专案组编纂的《粉碎林陈反党集团反革命政变的斗争（材料之一）》予以分发，并指令各级党组织予以传达与研讨；翌年1月13日，中共中央再次发布《粉碎林陈反党集团反革命政变的斗争（材料之二）》；7月2日，又发布了《粉碎林陈反党集团反革命政变的斗争（材料之三）》。这三份材料分别以专题形式记录和批判了林彪一伙在中共九届二中全会前后所策划的阴谋活动，以及他们依据《“571工程”纪要》所进行的反革命政变准备等罪行。与此同时，中共中央亦批准并转发中央专案组关于审查国民党反共分子、托派、叛徒、特务、修正主义分子陈伯达反革命历史罪行的报告。
系统梳理了林彪集团在军事领域所犯下的罪行。自1971年10月起至1974年，总参谋部、总政治部、总后勤部、军事科学院、海军、空军等单位均对林彪集团的罪行材料进行了整理。例如，总参谋部编制了《大叛徒、大汉奸、大卖国贼林彪反对毛主席建军路线破坏我军军事训练的言论》、《批判林彪资产阶级军事路线》以及《批判林彪资产阶级军事路线提纲（初稿）》等文件；总政治部则整理了《叛徒卖国贼林彪反对毛主席建军路线破坏我军思想政治工作建设的罪行（送审稿）》等文献。
中共中央与中央军委对军队系统精心搜集和整理出的林彪集团罪行的相关材料给予了高度重视，并对其中的关键资料进行了细致入微的审查。特别是针对军事科学院编撰的《批判林彪资产阶级军事路线的若干问题》，叶剑英元帅亲自召集军委办公会议全体成员，于1972年7月6日，对该文件进行了字斟句酌的深入探讨。紧接着，在7月15日至16日，周恩来总理主持召开了中央政治局会议，对材料进行了全面审查。随后，中共中央将这些材料转发至全党和全军，对于揭露和批判林彪集团的罪行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坚决开除林彪及其集团核心成员叶群的党籍；同时，开除林彪集团核心成员陈伯达、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等人党籍，并撤销他们在党内外的所有职务；对于参与林彪集团政变的其他主要骨干分子，相关部门将负责对其进行审查，并根据党的方针政策，根据具体情况进行区别对待，提出相应的处理意见，提交中央审批。
叶剑英明确指出：“务必控制打击范围，尽量减少拘捕人数，同时务必保留确凿的活证据和实物资料……”
林彪集团自形成至覆灭，历时之久，波及人数之众，对军队的影响亦深。鉴于此，为拯救犯错者并教育广大部队指战员，除对核心骨干进行坚决的揭露批判和严肃处理之外，对相关人员和事件进行彻底清查，亦显得尤为必要。
在调查林彪集团罪行过程中，必须警惕扩大化倾向。那些铁了心追随林彪的人，不过是极少数、个别分子。
1972年5月21日，在主持中共中央“批林整风”汇报会首次全体会议之际，周恩来指出：“批林整风”的核心宗旨，在于批判、揭露并粉碎林彪反党集团，旨在教育广大干部，凝聚广大干部，以此形成共识。其次，这一行动应有利于促进团结。清查的目的在于剔除毒瘤，加强团结，进而提升战斗力。
1971年10月29日，中央政治局就各地揭露批判与林彪事件相关的人员和事件进行了讨论，并明确提出，中央将秉持主席的指示，采取“治病救人”的原则，旨在促进团结与工作的顺利进行。
在1972年1月14日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针对各地工作情况的讨论中，会议指出，部分地区在清查工作中将重点过分集中在本地领导干部身上，此做法偏离了正确方向，不利于团队的和谐与团结，亟需予以纠正。
1月24日，周恩来在接待前来北京参加新疆工作会议的代表们时表示：一旦犯错，及时改正便足矣，关键在于维护团结。
4月18日，周恩来在审阅《人民日报》社论《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稿子时，作出批示：“请考虑增补一段，其中包含主席曾多次强调的观点：在我党经历的十次路线斗争中，我们党的大多数干部与党员都秉持团结而非分裂的原则，坚定地站在正确路线的立场上寻求团结，坚决抵制在修正主义路线指导下产生的分裂行为。这不仅是党兴旺发达和取得胜利的关键因素，更是不可或缺的条件。”
针对如此众多的专案审查对象，应进行梳理排队，确保他们能够享有政治生活和学习的机会，避免造成政治上的孤立。
遵循中共中央所确立的方针与原则，军队的整顿与审查工作逐步展开。在1971年10月4日，叶剑英向毛泽东写信，详述了军队内部传达“九一三”事件的情形，并提出了开展思想审查与组织整顿的构想。同日，毛泽东紧急召集叶剑英及军委办公会议的成员进行谈话，对军委的工作提出了关键的指导意见。他强调，林彪长达十几年的错误领导导致军队存在诸多问题，必须彻底清除林彪的影响。
军委办公会议成员需分工负责各大单位的清查任务，对于重大问题，则需集体研讨并作出决策；在清查过程中，必须严格遵守中共中央制定的方针和原则，避免出现“左”或“右”的偏差；目前，首要任务是集中精力处理林彪事件的传达工作，以统一全军指战员的思想认识。
“打击范围不宜过广，应尽量减少抓捕人数，更要确保保留活生生的证据和材料。要聚焦于敌我矛盾，避免斗争方向偏差，否则可能重蹈覆辙。”
叶剑英此次讲话，为军队系统内的清查工作确立了明确的政策导向和行动方针，有效消除了部分同志的困惑与疑虑。此举对于推动全军清查工作的有序进行和健康发展，发挥了至关重要的引领作用。
全军范围内的清查工作，其基本步骤主要围绕批判和肃清林彪集团遗留下来的恶劣影响和毒素展开，旨在澄明思想观念，辨析是非曲直。在此基础上，我们着手整顿组织架构，规范干部队伍，并调整领导班子的构成。然而，鉴于林彪集团在各单位的渗透程度不同，我们将其划分为重点清查单位和一般清查单位。对于林彪集团影响深重的重灾区，在军委办公会议成员的分工负责下，实施了重点清查。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等林彪集团的核心成员直接掌控的一些机关和部队，被明确为重点清查对象。清查结果显示，这些单位涉及的人员和事件众多，且性质均较为严重。
在吹捧林彪及其反革命集团成员的过程中，众多人士沦为吹鼓手的角色。林彪集团为图谋政变，不仅自我吹嘘，还指使他人为其捧场。其中，有些人，包括部分领导干部，为求晋升，不惜放弃原则，投身于吹捧的行列。例如，周宇驰等人为了提升林立果的地位，炮制了所谓的“讲用报告”，部分单位领导表现得尤为积极，带头宣扬。更有甚者，某些领导干部为迎合吹捧林立果的风潮，竟然编造了《学习林副部长，捍卫林副部长在空军的领导地位》之类的所谓经验总结。某部队政治部甚至专门编写了《关于深入宣传学习林立果活动的讲话提纲》，全文充斥着对林彪、林立果的赞美之词，称林立果为“青年一代最优秀、最杰出的代表”，“革命事业最理想、最可靠的接班人”。为吹捧林立果，个别领导人还组织在其身边工作的战士进行巡回演讲。在一次所谓的学习毛泽东著作积极分子代表大会上，有人宣读由邱会作组织起草的“讲用稿”，对其大加吹捧。邱会作本人也指使他人于党委会上对其赞誉有加。受其指使之人称邱会作的特点为“坚信、紧跟、实际”，“临危不惧”，“彻底革命”。更有甚者，有人总结了邱会作所谓“高举”、“紧跟”、“突出”等十大优点，从“理论的高度”对邱会作进行狂热吹捧。在撰写小说、编纂历史资料、举办展览、出版“语录”、拍摄电影、组织演出等活动中，众多人投身于吹捧邱会作的行动。在邱会作结党营私、残酷迫害干部群众的行径中，也不乏充当“帮凶”者。
众多民众不幸卷入了林彪集团的阴谋之中。在林彪集团推行所谓的“路线交底”之际，众多人随从林立果、周宇驰，纷纷散布反革命谣言，声称：“当前形势紧张异常，斗争激烈异常，斗争的核心是关于领袖与接班人的地位问题”，“有人企图篡权，争夺接班人之位”。他们明确提出，应着重宣扬林彪、保卫林彪、捍卫林彪作为“接班人”的地位，以及捍卫林立果在空军中的“最高领导地位”。在组建与拓展所谓的“联合舰队”的过程中，周宇驰、刘沛丰、于新野、李伟信等十几人成为了其中的一员。在招揽党羽的过程中，刘沛丰、李伟信等人先后奔赴北京、上海、杭州、广州、武汉、成都、济南、福州、兰州、西安、乌鲁木齐、郑州、南昌、长沙、昆明、天津、大连、唐山、青岛、洛阳、保定等众多城市进行串联，推行“路线交底”，拉拢军队和个体成员。他们甚至在中南、华东、西南地区军内外的一些单位中，鼓动进行对林彪、林立果的忠诚宣誓。林立果对此行为大加赞赏。在秘密组建为反革命政变服务的武装力量，如“教导队”和“训练班”的过程中，成员们首先用六天时间学习林彪的“八一六”指示和林立果的“讲用报告”，以“解决跟随谁走的问题”，紧接着便开始大量训练爬山、刺杀、射击以及穿越开阔地等技能，企图以此蒙蔽他们，使他们为反革命政变服务。在“九一三”事件爆发之前，一些警卫人员和秘书甚至被发放了武器，并接受了特种训练。
部分人士投身于选美赛事的组织工作。调查结果显示，林彪与叶群曾为子女寻觅配偶，此行为相当于一场选美活动，涉及包括于新野在内的47人。他们足迹遍布27个省市，全国范围内预选出了上万名的美女与英俊少年。对北京地区逾千家学校、幼儿园等机构进行了全面考察；在上海、杭州等大都市，他们对几乎所有学校和工厂进行了走访。鉴于投入了大量人力物力，此项活动耗资甚巨。仅于新野等三人，乘坐火车所耗费的经费便高达2.2万元，而乘坐飞机则是免费的。
“赠送礼物，实则传递政治，其影响应更为广泛。”不少人在接受他们的“礼物”后，逐渐陷入了欺骗的漩涡。短短数年间，林立果单独接见的人数超过90人，收到其礼物的人数更是高达278人。吴法宪等人为了控制一个营，曾一次性调拨15吨黄豆，并经常派遣亲信向该营部分干部赠送礼物。在中共九届二中全会期间，在林彪等人的误导下，众多人盲目跟风，宣扬“天才论”。
在结党营私的阴影下，许多人得以被重用。林彪集团运用所谓的“战友”、“好同志”、“自己人”、“明白人”、“坚定的左派”等手段，在诸多部门和单位中建立了所谓的“黑班子”和“黑党委”。在一些机关和部队的党委中，林彪的死党和骨干成员，以及那些深陷其中的个体，共同构成了超过半数的成员，使得机关党委完全落入林彪集团的控制之下。在某些军、兵种机关和部队中，林彪集团甚至掌握了大多数党委的权力，形成了一股庞大的势力。林彪集团操控党委的策略通常是通过笼络干部、秘密培植势力，逐步构建起地下“黑班子”。一旦时机成熟，便公然将其取而代之。这些受林彪集团指派成立的党委，干下了诸多恶行。例如，操控“三代会”代表的选举，推广林立果的“讲用报告”，安插“黑线人物”以控制部队，打击和排挤与他们意见相左的人，以及把持干部的任命权等。追随林彪集团的人士，不仅包括了众多普通干部，还涵盖了大量高级干部。
调查结果显示，林彪一伙的阴谋行径影响深远。特别是林立果在空军发表“讲用报告”后，其讲稿被广泛翻印，通过各种途径流入其他单位。仅海军便查实有7次印发此报告，共计278份。此外，还有110多份通过不同渠道散落至部队。卫戍区发现有100多人阅读过该报告，并有3起组织印发及传达阅读的情况。解放军报社也出现小规模传抄现象。部分单位甚至将此报告传播至民间。
经过一年多的广泛揭发与批判，全军已基本揭露了林彪集团的阴谋诡计，并查明了与之相关的人员与事件。在清查过程中，全军对方针、原则和方法的把握得当，确保了部队的稳定与团结。众多事实充分证明，绝大多数干部和战士都是优秀的，他们积极抵制并同林彪集团的阴谋进行斗争，其中许多人也因此遭受了林彪一伙的打压与迫害。
“怎么能说尴尬呢？仅仅因为解放军里有个林彪就抹黑了全体吗？林彪曾是四野的一员，四野也因此尴尬？林彪作为‘副统帅’，难道解放军就因此显得尴尬？不对。空军内部出现了一些问题，但不可因此将空军视为尴尬。林彪集团被粉碎，这恰恰证明了我们党和军队的伟大、光荣与正确。”
张春桥分管的海军，清查工作进展得很不顺利。张春桥出于乱军的目的，指责说海军主要领导都有问题，给海军党委常委罗列了十大罪名。海军过去在李作鹏的把持下，有不少问题亟待查清，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和毛泽东等领导人对此也十分重视。总政治部曾派工作组去指导，但在张春桥的训斥、嘲讽下，工作组不得不撤走。为总结“批林整风”运动的经验教训，海军党委四届五次扩大会议从１９７２年７月１７日召开，到年底仍未结束。周恩来听取汇报后认为应该尽快结束，但张春桥却坚持批林首先必须连带批判海军司令员萧劲光，指责海军党委否定“文化大革命”，使会议偏离方向，颠倒主次，又延长了３个月。直到毛泽东出面干预，张春桥才不得不有所收敛。
在一些其他单位，不同程度的复杂状况时有发生。部分单位，受林彪一伙的干预和破坏，领导班子内部斗争频发，时而这一群体被指控有问题或犯错，沦为批斗的目标；时而另一群体又因类似指控而成为批斗对象。这种反复如烙烧饼般进行，导致相互间结怨记仇，加之派性干扰，使得彼此难以做到严于律己，宽以待人。有些人对他人问题紧追不舍，甚至夸大其词，而对自己所犯错误，却不敢正视，不敢反省。更有甚者，个别单位将领导干部间的分歧和争执扩散至群众层面，大大增加了解决问题的难度。然而，在这些单位中，最终通过揭露和清算林彪集团所造成的破坏，明确了是非，统一了思想，消除了隔阂，解决了长期争论不休的问题。到了1973年底，全军清查工作基本完成。
毛泽东说：“若父母自身有过错，却将过错归咎于子女，这样的做法是否恰当？历史上某些问题或许是由不正当的逼供手段造成的。那些通过逼供手段获取的信息是不可靠的，不应被采纳。”
“文化大革命”的开端，林彪集团为谋篡夺党的领导权，与江青、康生等人暗中勾结，狼狈为奸，对老干部进行残酷迫害和无情打击，炮制了大量的冤假错案，严重削弱了党的领导力量，破坏了党的组织体系，导致整个国家陷入前所未有的危机。在军队内部，林彪集团一方面通过代理人直接或间接地欺骗那些单纯、热情但缺乏知识的造反派，制造舆论声势；另一方面，他们蒙蔽了逐渐脱离实际和群众的毛泽东，利用其威望和影响力，打压所有敢于与他们抗争的军队领导人。在政治领域，他们高举“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旗帜，随意对他人进行陷害和诽谤。在组织方面，他们不断地以“一小撮”的标签进行冲击，波及人民解放军的各个部门和大多数领导人，频繁地实施免职和罢官。在手段上，他们运用合法与非法、公开与秘密、文攻与武斗等多种方式，从精神上无情地折磨和压制，在肉体上则进行残酷的迫害和摧残，导致众多有功之臣被推倒。其中，多数元帅、大将和上将都被他们点名批判或打倒。截至1971年9月“九一三”事件爆发前夕，林彪集团在人民解放军中制造的冤案，使得上万人遭受诬陷和迫害，众多人被迫害致死。
林彪集团虽已覆灭，但江青及其同伙仍盘踞于政治舞台之上。因此，要纠正那些冤假错案，为受迫害的干部恢复名誉，依然面临着巨大的阻力。然而，随着揭批和清查工作的不断推进，众多冤假错案的真相逐渐浮出水面，遭受不公待遇的干部及其家属纷纷提出平反的迫切诉求。
林彪逃亡之后，诸多在“文化大革命”期间遭受不实指控与残酷迫害的干部，包括前中央军委常委、总政治部主任、国防部副部长谭政大将军，前中央军委常委兼副秘书长、海军政治委员苏振华上将军，前福州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叶飞上将军，前政治学院院长莫文骅中将军，前南京军区第一副司令员郭化若中将军，以及前军事医学科学院院长贺诚中将军等，他们纷纷向中共中央、中央军委或毛泽东主席写信，表达了希望重返工作岗位或恢复组织生活的强烈愿望。前中央军委常委、总参谋长、国防部副部长罗瑞卿大将军亦向毛泽东主席写信，诉说自己身患重病，双腿残疾，恳请解除对他的囚禁，并给予一定程度的行动自由。
众多家属与子女亦相继反映各自遭遇或提出关切之诉求。1971年11月，前中央军委副主席贺龙的妻子薛明，以《向党和人民汇报——回忆贺龙同志遭受迫害的日日夜夜》为题，向中共中央汇报了贺龙生前最后一段经历的详情。翌年3月18日，前中央军委常委、副秘书长兼代总参谋长杨成武上将的女儿杨俊生致信毛泽东，诉说杨成武遭受林彪、陈伯达、叶群的政治打压，身陷囹圄，恳请允许他重返工作岗位。同年7月1日，前国防部副部长、北京军区政治委员廖汉生中将的子女亦致信毛泽东，请求准许其父亲返回北京，以等待组织结论，并让他得以了解形势、熟悉情况、检查身体、治疗休养，早日重返为党和人民服务的前线。
“九一三”事件的发生，让毛泽东陷入了深深的痛苦与失望。他开始反思以往所坚持的观点，尤其是对老干部的评价与认识，对众多冤假错案有了新的认识，并通过自己的言行表明了纠错的决心。1971年11月14日，毛泽东在会见成都地区座谈会干部时指出，所谓的“二月逆流”，实际上是几位老帅对林彪、陈伯达、王力、关锋、戚本禹等人试图打倒一切的抗争。他还表示，所谓的“大闹怀仁堂”，是在党的会议上公开发生的事件，但由于当时他对真实情况并不了解，轻信了林彪等人的片面之词，现在应当给予平反。1972年1月6日，原中央军委副主席陈毅因病离世，按照惯例，治丧委员会并未安排毛泽东出席追悼会。然而，面对包括陈毅在内的一大批蒙受冤屈的老干部，毛泽东深感有必要逐步为他们平反，于是他决定亲自出席追悼会，以期引起对平反工作的重视。毛泽东参加陈毅追悼会的消息一经报道，对解放老干部在舆论上产生了巨大影响。众多功勋卓著的老干部因此感到欣慰，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看到了新的曙光。
1972年伊始，毛泽东与中央军委副主席叶剑英、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等就老干部复出工作问题进行了多次探讨。毛泽东详细了解了杨勇、廖汉生、陈再道、李成芳、钟汉华、邓小平、秦基伟、乌兰夫等人的情况，并表示邓小平、乌兰夫可以恢复正常党组织生活。他还指出，中央专案组一、二、三办公室审查的干部中，部分人可能被错误处理，需要重新审查。他认为，这些问题未解决会对子女产生极大影响，父母犯错不应牵连子女。过去有些问题是由于逼供信造成的，他早已强调不能采取这种方法。逼供信在中央苏区和延安都曾发生过，其结果并不可信，不能作为定案依据。他还批评了一些干部的错误看法，认为有些人将干部一时的失误视为一贯错误，这种认识是片面的，不利于正确评价干部。
“他并无历史问题”，在战争年代“有战功”，在和平年代“并非一事无成”。作为“刘邓路线”的第二号人物，邓小平受到了较为正面的评价，其他老干部纷纷以他为榜样，平反工作因此变得更为顺利。此后，1973年12月22日，中共中央依据毛泽东的建议，决定邓小平担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委员，参与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的领导工作。
“各级党委应高度重视落实犯错误干部的政策，切实抓紧落实，组织力量逐一审查，尽快得出结论。对于犯有各种错误但仍本质善良的同志，要查明事实，分清是非，作出公正结论。本人认真检查认识错误并得到群众谅解后，应迅速予以解放，并根据实际情况，安排合适的工作。对于年事已高、工作有困难的同志，应给予妥善安置。对于确实遭受林彪反党集团打击迫害的同志，要做好本人和群众的思想工作，宣布平反，并安排工作。”会议结束后，全军各单位着手展开平反工作。4月，周恩来指示人民日报社撰写一篇社论，正面阐述中国共产党的干部政策和优良传统。社论经周恩来修改后发表，对全国及军队均产生了积极的舆论效应。5月25日，中央军委以〔1972〕5号文件的形式，向全军转发干部工作座谈会的情况，进一步加快了军队平反工作的进程。
截至1972年八一建军节，众多高级将领已获得平反。苏振华、杨勇、廖汉生、莫文骅等将领参与了庆祝活动，其身影亦被媒体所记录。随后，在1972年国庆节、1973年五一国际劳动节、八一建军节以及十一国庆节等重大节日，又有众多获得平反的老干部加入了庆祝行列，他们的名字也接连出现在报纸上。平反工作深受人民爱戴，吸引了全军的高度关注。众多能够正常工作的老干部在揭露林彪集团、为受迫害的干部提供证据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作为负责具体平反工作的职能部门，总政治部严格遵循毛泽东的指示，逐个落实平反政策。尽管一些老干部尚未完全获得平反昭雪，但他们的处境已相对好转。
“务必将优秀人才选拔至领导岗位和领导班子。此过程绝不容许私心杂念的介入，必须秉持公心，力求实现老、中、青三代人才的有机结合。”
在深入开展揭批、清查林彪集团的过程中，军队各级领导班子建设的重要性日益凸显。鉴于此，在揭批、清查过程中，众多单位的干部与林彪集团存在关联，领导机关和领导班子亟需进行整顿。例如，黄永胜曾担任总参谋长，吴法宪曾兼任副总参谋长并担任空军司令员，李作鹏曾兼任副总参谋长并担任海军政治委员，邱会作曾兼任副总参谋长并担任总后勤部部长。他们在被隔离审查后，上述单位的领导职位出现了空缺。空军作为林彪集团曾经掌控的核心单位，不仅在领导机关，部队中也存在大量干部曾登上“贼船”，因此领导岗位的调整需求尤为迫切。
众多曾遭受错误对待的干部在获得平反之后，亟待得到重新安置。他们不仅拥有丰富的实践经验，且许多人才正处于精力充沛的年纪，无疑是军队的宝贵资产。然而，原有岗位已趋于饱和，恢复原职显得颇为棘手。此外，部分干部因长期边缘化，已无法完全胜任过往的工作岗位。还有一部分干部，由于年龄增长、身体虚弱或遭受迫害而致残，亦有必要为他们安排合适的职务。
众多履行“三支两军”职责的干部重返军队后，亦面临着重新安置的课题。截至1971年年底，全军共有超过22万名干部参与了“三支两军”的任务执行。1972年8月21日，中共中央及中央军委发布了《关于征求对三支两军问题的意见的通知》和《关于三支两军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标志着“三支两军”工作的落幕。随之，他们开始陆续撤回部队，而这一安置过程亦需周密规划和妥善处理。
军队领导层机构庞大，亟需进行精简。在林彪负责中央军委工作期间，他与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等一众将领，无视军队建设实际需求与国家财政负担，盲目进行部队扩编，提升编制额度，导致领导层也日益臃肿。在大军区这一级别，政治委员的数量有时多达七人，再加上若干副司令员和副政治委员，一个军区竟然拥有正副职务多达二三十人。领导层过于庞大，导致意见难以统一，责任划分模糊，同时，保障和服务人员的增加，机关规模的扩大，不仅削弱了战斗力，还大幅增加了国防开支。
此外，推动干部队伍年轻化，亦系毛泽东在晚年时屡次表达的心愿。自“文化大革命”爆发，林彪集团为达成其不可告人的目的，肆意破坏了正常的干部选拔与管理机制，导致众多干部年龄层趋于老化。“九一三”事件之后，毛泽东对于培育革命事业的接班人愿望愈发急切。在他的倡导下，中共中央明确指示，1973年召开的中共十大，代表中应确保中青年比例达到60%。毛泽东的提议与中共中央的决策，为军队实现干部年轻化指明了新的方向。
为解决全军各级领导班子及干部在工作中暴露出的问题，总政治部于1972年1月24日至2月10日，召开了全军干部工作座谈会，并据此起草了《关于调整部分干部级别的通知》、《关于军队干部离休、退休、复员和转业试行办法的通知》以及《关于副师职以下干部任免权限的规定》等文件。经中央军委办公会议审议批准，除《关于军队干部离休、退休、复员和转业试行办法的通知》需待国务院研究修订外，其余两份文件已由中央军委迅速颁发并付诸实施。在相关会议或文件中，对调整领导班子的方针和原则进行了明确阐述。例如，全军干部工作座谈会提出，团以上领导班子应逐步实现新老结合，以适应“备战”的需求，并确保配备优秀的军政首脑。同时，既要充分发挥老干部的核心作用，也要注重选拔德才兼备的年轻干部；既要摒弃论资排辈的陈旧观念，又要避免过分强调年龄而忽视德才的倾向。1972年2月24日，总政治部进一步强调，要贯彻执行老中青结合的方针，既要重视新生力量的培养与提拔，又要充分发挥老干部的宝贵作用，并加强新老干部之间的团结。叶剑英在与部分军、兵种，大军区及总部领导干部的交谈，或在军队会议上，多次重申，要将优秀人才选拔至领导机关和领导班子中，此事必须公正无私，实现老中青三结合。
在各级领导的高度重视下，军队领导班子的调整工作正有序推进。截至1973年底，全军各大单位及其下属部队均已全面启动相关工作。总政治部对调整领导班子所积累的经验进行了及时总结，并广泛向全军各单位进行推广，以供参考借鉴。1973年12月20日，总政治部正式转发《关于六十四军实施老中青三结合情况的调查报告》，对其做法给予了高度评价。
针对卸任领导职务的干部，根据具体情况，我们采取了多元化的安置方式：对于那些在解放战争前加入军队或投身革命事业的干部，若他们在部队及地方工作能力均有所减退，我们将为他们安排荣誉职务，即担任顾问。从中央军委、总部机关到团级乃至县级武装部，当时均安排了大批干部担任此职。顾问的主要职责是开展调查研究、总结工作经验。而对于那些因年老体弱，已基本丧失工作能力，或不再适合从事军队工作的干部，我们则安排他们退休。退休的干部中，主要是新中国成立后参军或投身革命的人员。退休干部可选择返回原籍，或选择在退休地安家落户。
为探析我国历代官员的卸任情形，以资借鉴，叶剑英元帅特令征询北京大学、中华书局以及中国人民大学的专家学者意见。据此，中共中央组织部、国务院办公厅、军事科学院在研讨并拟定退休政策过程中，展开了深入的调查研究，并据此制定了若干项具体规定。
首先，针对连级和排级军官，实施了退役政策。至1973年6月，共计28万名此类军官已退役并重返农村。鉴于加强战备、强化民兵建设以及降低城市人口压力等因素，连级和排级军官的全面退役政策一直持续至1975年。然而，这一举措引发了退役军官的广泛不满和强烈反响。尽管许多干部退役后得以重新分配工作，但这一政策所带来的负面影响依然不容忽视。
对于那些在军队中面临工作困境，然而在地方却能够继续履行职责的营级以上军官，应予以转业处理。军队需每年制定转业计划，并由国家统筹安排。叶剑英元帅对此表示了支持。
第三，针对那些在某一单位供职时间较长的领导干部，我们实行了轮岗交流制度。
“若一个人在某一地任职过久，难免会滋生惰性，乃至变得油滑。”于是，他指令叶剑英召集各大军区司令员及政治委员，共同参与军事讨论，并指定叶剑英负责具体主持这一工作。
应中共中央政治局批准，12月22日，中央军委下达命令：北京军区司令员李德生与沈阳军区司令员陈锡联相互对调职务，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与广州军区司令员丁盛实行对调，济南军区司令员杨得志与武汉军区司令员曾思玉进行对调，福州军区司令员韩先楚与兰州军区司令员皮定均亦实施对调。受命调动的各位司令员均坚定执行命令，依照中央军委的指示，迅速前往新的工作岗位上任。此次八大军区司令员的对调，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军队高级干部调整规模最大的一次。此后，中、高级干部之间的交流也陆续展开。
经过一系列的优化调整，各级领导班子已基本实现了年轻化。
然而，鉴于对林彪集团的批判依旧沿袭了形而上学的手段，未能触及“文化大革命”的指导思想，亦未能揭示林彪集团形成与发展的根本动因，以致将诸多不属于林彪集团范畴或本不应受到批判的内容一并纳入批判范围，这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那一时期军队工作出现无所适从与混乱的局面。另一方面，江青等人对“批林整风”运动进行干扰和破坏，他们顽固地坚持批判林彪的所谓“极右”立场，反对对极“左”思潮的批判，进而从批林转向批孔，直至批周恩来，从而从根本上改变了运动的原有方向。
然后就是又一轮的政治风暴开始了。
有关资料
1971年10月16日，香港《每日快报》率先曝光了林彪逃离失败的新闻。报道中提到：“林彪于九月十二日察觉风声已泄露，于是当夜与空军司令员吴法宪一同，率领他们的卫队对毛某在北平的居所进行围堵。然而，他们最终发现那里空无一人，林彪至此方知其计划已失败。随即便在吴法宪的陪同下，于北平机场登上一架运输机，企图逃往东北，伺机东山再起。遗憾的是，由于油料耗尽，飞机在蒙古境内紧急降落时不幸坠毁。”
然而，这一说法不过是众多传闻中的一员。据《星岛日报》报道，林彪身患重病；而《观察家报》则透露，鉴于林彪对中美关系的改善构成威胁，毛泽东有意让周恩来、林彪、姚文元和康生共同成为他逝世后的接班人，而非仅由林彪一人继承。
此后一段时间，关于林彪的猜测持续不断，更有媒体声称林彪在权斗中失势后自杀。11月25日，地下短波电台“解放军之声”播发了林彪垮台的消息，被香港各大媒体转载。11月27日，《华盛顿邮报》发表报道称，相信林彪已经死亡，但不是死于蒙古坠机事件。
而在此时，中国大陆范围内已经逐步完成了传达林彪“叛逃”事件的过程，同时展开针对林彪及其残余势力的揭发与整肃，但媒体并未提及林彪相关的消息，此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官方依然没有对林彪的去向做出对外的说明。
1973年8月，在中共十大上，周恩来首次公开发表声明，对外透露了林彪出逃并坠机身亡的悲剧消息。这一事件自九一三事变以来，已过去将近两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