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葛亮的思维误区：魏延的悲剧与王平的辉煌
谈及三国，绕不过诸葛亮。那句“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不知让多少人扼腕叹息，也唤起了无数后人的共鸣。
这种共鸣之下，自然会产生疑问：为什么？
是啊，究竟为何？
这位天赋异禀的奇才，为何只能止步于三分天下？除了命运和时代的大势之外，还有什么更深层次的原因？
命运无法改变，就像寿命一样，即便祈星求寿，也最终止步于54岁。
大势不可逆转，就如同时代洪流，即便殚精竭虑，也终归被世族所限。
唯一能抗争的只有自身的不懈坚持和对团队战斗力的提升，这或许能带来一线生机。
然而，诸葛亮在用人方面却饱受争议。
有人称赞他赏罚分明、治蜀有方；也有人批评他不懂放权，把自己累死。
这些观点都有道理，但若不深入那个时代，一切讨论都显得虚幻飘渺。
唯有回到历史现场，挖掘根源，再通过典型案例分析，才能真正理解诸葛亮用人的逻辑。
蜀汉之后再无卓越之士
三国时期是东汉末年的延续，而东汉以孝治天下，是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德政之一。
讲究孝顺和德行，因此形成了一种特别的选官制度——举孝廉。
只有成为孝子廉士，你才有可能为官，并逐步升迁，实现人生抱负。
孝廉制度优劣参半，好的一面是举荐出来的人中，有些名垂千古；坏的一面则是一些人遗臭万年。
但在褒贬之间，那些留存在史书中的人物，其实只是幸存者偏差后的结果，他们并不能完全代表当时社会风貌。
反而，大多数普通人的德行，更具普遍性。
所谓孝廉，考察的是孝顺和德行。然而，这两个概念从未具体化或量化过，多靠主观演绎。
孝顺可以打分吗？德行为谁评判？
无法量化的标准，使得整个汉朝官场选拔制度缺乏公平性和逻辑性，更多依赖家族背景和伪君子的包装。
家族背景成了举孝廉的重要因素，而伪君子的存在则合理化了这一切。在那动荡的时代，秀才们不再读书，孝廉们也不再孝顺，武将们怯懦如鸡。
官场腐败到了根子，无数寒门子弟怀揣着出头之日的梦想，却在世家大族主导的政坛中成了弱势群体。这些世家大族不仅掌控了官场，还逐渐扩展权力诉求，使得政治格局失衡。最终，在董卓之乱后，引发了汉末的大动荡。
于是，三国时期拉开了帷幕。然而，即使在这充满变数的年代，那些深受汉末遗风影响的士人依旧遵循着德才兼备的人物品评标准，这也是“德胜于才”思维出现的原因之一。
因此，当曹操提出“唯才是举”的理念时，他无奈地指出，高德行者往往庸碌无为，难以办事。
这种庸才与人才间的区别，在诸葛亮身上体现得尤为明显。
诸葛亮用人时偏爱德才兼备之士，但蜀汉地小人少，从哪里找那么多理想中的双绝人物呢？基数有限，硬要挑选，结果便是蜀汉人才凋零，其中典型例子莫过于王平和魏延不同遭遇。
对于蜀汉来说，多代领导人都崇尚仁义天下、复兴汉室。
刘备作为开创者，对道德洁癖相对宽容，而诸葛亮作为士子，则更注重道德洁癖。这种背景和对道德洁癖的不同态度决定了魏延命运多舛。
魏延其人在刘备时代步步高升正源于此。作为荆州降将，他背负弑主背德之名。在《三国演义》中，他用韩玄首级做投名状，成为蜀汉臣子，也因此屡次被诸葛亮敲打。
而历史上的魏延，同样是荆州降将，不算根红苗正，一直背负投降骂名。但刘备看他却如丈母娘看女婿般越看越喜欢。
随刘备入蜀后立下战功，被破格提拔为镇守汉中的主将。
他曾自信满满地说：“若曹操举全国而来，请让我为大王拒之；若偏将率十万兵至，请让我为大王吞之。”刘备对魏延的信任可谓坚定不移，不顾众人反对，直接让他越过张飞，成为汉中主将。
在刘备时代，魏延风光无限。然而到了诸葛亮执掌蜀汉时期，他的境遇却远不如能力平庸的王平。这正是蜀汉两代领导人在用人方面差异的体现。
那么，王平到底是何许人也？简单来说，他听话、好用、心思单纯，有一定能力但并不出众。《三国志》中的史料对王平的记载寥寥无几，而后世《三国演义》中他的战功也乏善可陈。
唯一值得一提的是在街亭之战中，他力阻书生马谡山上扎营，从而避免了更大的灾难。尽管如此，他却成了诸葛亮时代最受信任的将军之一。这背后的原因除了汉末用人制度对诸葛亮的影响，更重要的是二人的性格相似。
诸葛亮行兵布阵讲究谨慎稳重，四平八稳，这种风格使得像王平这样的人备受器重。而这份器重，也反映出一个问题：如何使用个性鲜明且能力超凡的人，是诸葛亮的一大软肋。
实事求是地说，魏延虽算不上军事奇才，但绝对是一位经验丰富的沙场宿将。他想象力丰富，统兵作战能力强，用他可以出奇制胜！
然而，在蜀汉形势严峻之下，如果没有奇迹，很难有翻盘的希望。但寄希望于奇迹，并不是诸葛亮所擅长的方法。
即便在诸葛亮时代魏延被重用了，却依旧是领导眼中的异类和眼中钉。感受到压制的魏延个性十足，得罪了不少人，最终因口无遮拦成为蜀汉德行高尚者眼中的叛徒，被伪君子杨仪设计除掉。
个性与能力兼具的人，如魏延，却落得如此下场；反观战功一般、能力有限的王平，却成了蜀汉后期的重要支柱。令人唏嘘。
话说在诸葛亮去世后，蜀汉内部斗争加剧，可怜的魏延成为失败者，被杨仪踩在脚下羞辱。而杨仪能办成这件事最大的助力，就是王平和马岱。一边喊打喊杀却不敢追击太甚的是王平，而真正结束魏延生命的是背后一刀刺来的马岱。
由于这份功绩，王平后来接替了魏延的职位，成为汉中的太守。然而，他的战绩与魏延所言的“若曹操举天下而来，请为大王拒之；偏将十万之众至，请为大王吞之”相去甚远。
面对如草包般的曹爽，王平模仿魏延的战术，坚持防守待援，这既展现了他的性格，也反映了蜀汉逐渐失去自主性的战略方针。
一个完全听命行事的将领固然是好将领，但缺乏应对突发变故的灵活性。
这正体现了诸葛亮用人的遗风——重视德行背后的服从，重视庸才背后的盲从，而个性则成了缺点，奇才难以脱颖而出。
魏延因其反骨被定罪，这也成了他后来造反的原因。细细分析，其实不过是有棱角、个性鲜明的人才因不得志而暴露出的用人逻辑问题。
刘备穷尽一生网罗天下英才，使蜀汉人才鼎盛。他不仅重用德行兼备的人，还能容忍个性鲜明的奇才。刘备看人长处也看短处，胸怀宽广。而相比之下，诸葛亮则显得稍微狭隘一些。
通过这两个人物际遇的对比，我们可以明白蜀汉走向衰落，从刘备在白帝城驾崩那一刻就已注定。
在人才凋零背后，不仅是因为战争损失，更重要的是用人观念发生了改变。后期支撑蜀汉军事主力的是来自曹魏的姜维和夏侯霸，这无疑从侧面验证了诸葛亮在人才观上的失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