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青年时期的秘密使命邓小平在早期的隐蔽斗争中，主要活动于1927年7月至1929年8月，期间他任职于中共中央机关。在这段时光里，他身为中央秘书和秘书长，不仅积极参与并引领着秘密工作的开展，更是亲自承担并完成了众多具体任务。在这段严酷的隐蔽斗争历程中，他所经历的种种磨练与考验，对邓小平此后投身革命的道路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邓小平得名于秘密身份。
“你知道吗？有人竟然把你的祖谱都改了！”[1]
邓小平
邓小平自幼至长，其名几经更替，而邓姓却始终如一。在他诞生的那一刻，他最初的名为邓先圣。到了五岁那年，他进入了私塾学习，启蒙的老师是一位保守的学者。该老师认为“先圣”之名对孔圣先师不够尊重，便自作主张地将他的名字更改为“希贤”。这一变更得到了邓先圣父亲的认可，从此，他改名为邓希贤。
在莫斯科中山大学深造期间，邓希贤的俄罗斯姓名称作多佐罗夫。
1927年夏日之初，邓希贤历经曲折，终抵中共中央机关所在地——武汉，并被委以中央秘书之重任。然而，7月15日，汪精卫发动了一场反革命政变，对共产党人进行了大规模的拘捕与屠杀。自此，国共合作领导的大革命声明破产，共产党被迫转入地下斗争。在这段时期，邓希贤随中共中央在汉口与武昌之间频繁往来，与国民党展开周旋。在白色恐怖笼罩下，秘密工作的迫切需求驱使下，邓希贤改名为邓小平。
1929年秋初，邓小平肩负中共中央的重托，抵达广西南宁，全面接手广西党组织的领导重任。他隐去真实姓名，化名为邓斌，以广西省政府秘书的身份作为掩护，秘密地开展了一系列活动。据推测，至1931年三月，邓小平离开广西前往上海，并在公开场合重新启用“邓小平”这一名字。
秘密筹备八七会
1927年8月7日，中共中央在汉口秘密召集了一次紧急会议，这一历史性事件被铭记为“八七会议”。会议的筹备和召开都严格保密，邓小平作为中央秘书，积极参与了相关筹备工作。会议的选址颇具匠心，定在了苏联援华农民问题顾问洛卓莫夫因被汪精卫驱逐回国而居住的汉口俄租界三教街一栋西式公寓的二楼。该公寓地处俄、英、法三个租界接壤之地，前面临近宁静的街道，后连狭窄的小巷，楼顶的凉台与相邻建筑的凉台相连，其独特的布局在紧急时刻有利于人员的疏散与转移。
二十余位与会代表，在交通员的引领与掩护下，分三批次在三天内相继抵达会场。中央领导是最后一批抵达、最先离场的。而肩负工作人员职责的邓小平，却是第一位抵达、最后离场者。8月3日的夜晚，他带着行囊，在交通员的引导下，悄无声息地步入会场。那时的武汉正值酷暑，但为确保会议的保密性，门窗紧闭，室内热浪逼人，宛如蒸笼。邓小平等与会者不畏酷暑，全力以赴地投入到工作中，疲倦时便在地板上铺开简易床铺稍作休息，饥饿时则以干粮果腹，以白开水解渴。在白色恐怖横行、敌人四处搜捕共产党的严峻形势下，八七会议仅持续了一天。邓小平在会场坚守了整整六天，确保了与会代表的安全和会议的顺利进行，成为了最后一批离开会场的人。
在会议的进行中，邓小平担纲起记录的任务。如今，我们所保存的八七会议的报告与发言记录，无一例外，均为他亲笔所撰写。
负责中央领导直接联络
1927年的九月末至十月初，邓小平跟随中共中央秘密从武汉迁至上海。年底，这位年仅23岁的青年正式接任中共中央秘书长的重任，协助周恩来等中央领导处理日常事务。他的主要职责包括文书管理、机要事务、交通调度、财务监督以及各类会议的筹备。那时的上海，反革命势力汇聚，白色恐怖弥漫，中共中央在敌人的严密监控下艰难开展工作，不得不采取极端秘密的方式进行。在这种严峻的形势和繁重的任务面前，对中央秘书长的隐蔽斗争能力提出了极高的要求。曾在中共中央机关工作的黄玠然回忆说：“秘书长肩负的事务繁多，处理的任务也多，因此他的工作直接关乎中央的安全。”
中央领导间的住址彼此保密，联络事宜全权由秘书长一手操持，唯有秘书长一人掌握着所有中央领导人的行踪以及各个秘密机关的确切位置。郑超麟，这位曾与邓小平一同赴法留学并在中央机关共事的同志，在回忆往昔那段白色恐怖的岁月时提到，当时中央各部门间的联系几近中断，沟通主要依赖交通员递送信件。郑超麟多次参与中央会议，每次都是由专人引导前往。他从未踏入过邓小平或中央秘书处的居所，也未曾获得允许前往，他与邓小平的交流仅限于会议的场合。
为确保中央领导与机关的保密安全，邓小平投入了极大的精力去考察和熟悉上海的秘密工作环境，从而成为了一名真正的“上海通”。他对上海的街巷布局了如指掌，即便是那些以外国人名字命名的街道，如贝当路、福熙路等，也能一一列举。对于那些四通八达、秘密机关所在的弄堂，他更是了若指掌。晚年来到上海时，他时常能够准确说出一些街道的旧称，询问现在的名称时，陪同的上海同志往往只能面面相觑。
加强秘密交通
在担任中央秘书长期间，邓小平全面加强秘密交通工作，着眼于人员配置、制度建设和方法指导等各个环节。当时，中央秘书处直接负责秘密交通工作，下设有内埠和外埠两个交通科。内交科负责在上海的党中央机关与中共江苏省委及其下属机关之间传递文件、秘密宣传品，同时处理各地来中央办事人员的联络和接待事宜，负责会议的安排和会场布置，确保保卫接待工作的到位，在紧急情况下还要负责情报的传递。外交科则专注于与外地党组织和共产国际的联系，主要任务是构建涵盖南方线、北方线、长江线在内的全国交通网络，传送文件、信函、指示、命令和秘密报刊，负责护送干部和组织经费，采购及运送军用物资等。
秘密交通的关键在于队伍建设。邓小平对此极为重视，对人员配置尤为关注。在内埠交通方面，他明确要求所有秘密文件必须由专门的交通员递送，中央领导人员不得随身携带。内埠交通员通常由负责同志的配偶担任，每位交通员负责联系的秘密机构不超过两三个，以尽可能减少一旦发生意外时可能波及的受害者范围，将损失降至最低。鉴于外埠交通路线遥远、关卡众多、风险较高，邓小平不断从各地调配人员，以增强主要交通线路的人员力量。在此期间，护送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从上海撤离至中央苏区的交通员李沛群和肖桂昌，便是那时从广东和上海调至外交科的力量补充。
“中央的交通任务必须由中央统一指挥，无论有无事务，无论是否有文件需要传达，派往（南方）的三个交通员必须全部汇集于上海，听从中央的统一调度。”如此安排，旨在确保中央一旦发布紧急指令，交通员能够迅速响应，及时完成交付的任务。[5]
秘密交通的根基在于确保安全，而安全则依赖于一套严密的制度体系来加以保障。邓小平对此高度重视，尤其关注秘密交通制度的构建。1928年4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组织局局长罗亦农不幸被捕并英勇牺牲，此事件促使留守中央对加强秘密工作的重要性有了更为深刻的认识。紧接着，由邓小平等人负责起草的第四十七号公告发布，对党组织的整顿、发展以及秘密工作的开展提出了具体规定和措施。此后，中央还印制了《秘密工作常识》，作为各级党组织和党员进行秘密工作的行为准则。1929年3月28日，中央颁布了《中共中央秘密工作委员会关于秘密技术工作规定》，对秘密机关的运作模式、交通人员的掩护身份、联络方式、应对敌人搜查的策略、文件伪装技巧以及保密纪律等方面进行了详细而严格的规定。这一文件不仅贴合秘密交通的运作规律和需求，而且具有很强的实用性，至今仍被后人广泛借鉴，成为中共秘密交通历史上具有重要指导意义的文献。
开店做老板，掩护秘密机关。
为迎合白色恐怖时期秘密行动的迫切需求，党中央明确指示，秘密机关必须实现“群众化”，党的干部则需走向“职业化”。这意味着秘密机关需借助社会化平台作为掩护，而党的干部应以社会化职业作为其掩护身份。
邓小平亲自操持，于浙江路清河坊设立了一家两层高的杂货店，作为中央会议的隐蔽地点。楼上用作居住，楼下则作为商铺，售卖香烟、肥皂、洋火等日常用品。邓小平常戴礼帽，身着长袍，刻意装扮成一位阔绰的老板。随后，他将这家杂货店托付给了在中央机关任职的张纪恩，由他接手负责店铺的经营管理。
连环画作品，源自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精心出版的《我的父亲邓小平》。
邓小平另辟蹊径，租赁了他处之宅，开设了一家古董店，此店遂成为中共中央与共产国际代表之间的专用联络枢纽。在世人眼中，外国人往往对中国的古董店情有独钟，而共产国际的代表亦多为外籍人士，故在此处进行会面、交流情报与文件，不易招致怀疑。
邓小平极其重视个人安全防护，在参与各类社会活动时，他总会根据不同的活动性质和场合精心打扮，变换装束。步入租界，他便会着装得体，而在平民区，则换上工人服饰，以此来规避敌人的注意。邓小平始终严谨地遵循秘密工作的纪律，他曾回忆道：“在上海从事秘密工作时，条件极为艰苦，我们如同悬梁刺股般投身革命。我们未曾留下过影像，甚至未曾踏入过电影院。”
邓小平所采取的这些隐蔽措施成效显著。1928年7月，交通员李沛群被调至中央交通科，然而他直至1929年元旦之前，对邓小平的党内职务一无所知。在此次元旦期间，李沛群负责护送汕头市委书记杨石魂及其夫人熊婉仙前往上海，并入住五马路乐群旅社。中央的几位负责同志，包括李立三、杨殷以及邓小平，都曾前往该旅社与杨石魂进行了会谈。在对话过程中，李沛群便在旁侧，这才首次得知邓小平的真实身份——中央秘书长。[7]
历险间不容发
邓小平曾回忆道：“在军旅生涯中，我未曾负伤，地下斗争亦未遭受拘捕，这样的情况实属罕见。然而，我多次面临险境，其中两次危险尤为严峻。”
一次，何家兴夫妇背叛，将罗亦农出卖。事发当日，邓小平急赴何家兴夫妇所监守的位于公共租界戈登路望志里的秘密据点，与罗亦农会面。任务完成后，邓小平正欲从后门离去，巡捕却从前门涌入，罗亦农随即被捕。邓小平出门之际，目睹一位化装成擦鞋匠的特科同志以手势示意，立刻意识到情况不妙，二者之间的时间差几乎不到一分钟。
在一段特定时期，邓小平与张锡瑗夫妇及周恩来与邓颖超夫妇共同居住在同一住宅。巡捕意外地发现了周恩来的住所，特科在接到这一情报后，迅速通知了周恩来。当时在家的同志们纷纷搬迁。邓小平因外出不在，未能及时接到通知。然而，当他返家欲敲门时，巡捕正对房间进行搜查。幸亏特科内部有同志在室内应门，邓小平闻声察觉异样，急忙逃离，从而避开了险境。
邓小平事后感慨道：“那是我所经历的最为严峻的两次考验。当时的局势极为危急，稍有不慎，便差之毫厘，谬以千里。”[8]
与李维汉决惩叛徒
罗亦农遭捕之际，特科迅速依托英租界巡捕房的内线情报，揭露了真相：罗亦农所领导的戈登路联络点看守机关，竟由何家兴、贺治华夫妇背叛，出卖了罗亦农。
鉴于工作之需，何家兴与妻子深知诸多党的机密，并掌握了一些中央领导人的住所信息。他们企图借此与敌方进行一笔污秽、血腥的交易，意图出卖中央机关及部分负责同志的住址，以换取两万美金及两本护照。此前，他们屡次因违反保密工作纪律而受到罗亦农的批评，且心知肚明敌方对罗亦农的悬赏金极高。因此，他们首先选择了背叛罗亦农，以期赢得巡捕房的信任。
罗亦农英勇就义后，中央掌握了何家兴夫妇背叛罗亦农的可靠证据。鉴于这对叛徒掌握了我党众多机密，对党组织的安全造成了极大威胁，当时在中央工作的李维汉与邓小平经过共同商议，决定严厉惩处这些叛徒。李维汉在后来的回忆中提及：“我与小平共同作出决策，必须将他们处决。我在党中央秘书处楼上与我们的特科进行了联系，并进行了相应的布置。” [9]
特科接受任务后，立刻掌握了何家兴夫妇的住址，并迅速采取行动。在罗亦农英勇就义的第四天拂晓，陈赓率领红队潜入何家兴夫妇所住的旅馆，一人负责守卫后门，其余三人则攀登楼层执行锄奸任务。与此同时，特科人员在旅馆外围以举办喜事为名，燃放震耳欲聋的鞭炮，以此掩盖枪声。陈赓带领红队队员迅速冲入何家兴夫妇的房间，何家兴惊慌失措，企图逃跑，陈赓挺身而出，一枪将其击倒。贺治华头部中弹，右眼被打瞎，他滚落在地，爬进床下，侥幸逃脱。此次行动成功阻止了叛徒继续向敌人出卖党组织，确保了中央机关和中央领导的安全。
“身处中共中央秘书及秘书长这一关键职位，邓小平亲身参与了党的众多重大事件，积极参与了那个时代的党的实际斗争，并历经了种种考验和锻炼。在充满白色恐怖的恶劣条件下，他出色地履行了肩负的重要职责，积累了丰富的工作经验，养成了果断、干练且严谨细致的工作风格，这一切都为他日后承担更为重大的职责奠定了坚实基础。” [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