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少奇渑池工作纪实
导语：1937年7月7日，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华夏儿女齐心协力，共抗外侮。尽管我们有力地挫败了日军的狂妄企图，但终究未能阻止其无休止的侵略。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刘少奇同志被任命为中原局书记，肩负使命前往华中。鉴于战局的变化，刘少奇同志在渑池逗留了超过五十日。在这期间，他积极召开特委会议，举办干部培训班，克服重重困难，撰写了《共产党员的修养（提纲）》初稿；同时，他善于捕捉时机，积极开展统战工作，为豫西党组织的发展与游击战争的推进做出了显著贡献。
洛办遇阻，选地渑池。
在全面抗战的开端，尽管我军与民众展现出了坚毅的抵抗精神，却未能成功阻止日军的侵略脚步。1938年6月，日军沿着陇海铁路向西推进，其目的在于占领中原地区，并进而围攻武汉，以迫使国民政府屈服。随着河南省的豫北、豫东、豫南超过五十个县陆续被敌军占领，国民党第一战区司令长官部不得不从郑州迁往洛阳，这使得豫西的战略地位愈发凸显。
在深入剖析战争态势的基础上，中共中央判断，若日军选择济源一带跨过黄河，进而侵占豫西地域，并占据洛阳，那么其东进可直取平汉铁路，西进则可逼近西安，对我西北战略后方构成严重威胁。鉴于此，党中央决定委派军委统战部负责人刘向三主持，在洛阳设立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即八路军）的办事处。在刘向三出发之际，毛泽东对其进行了嘱托，明确指出办事处三项主要任务：首先，宣传党的政策与抗战立场，在国民党上层积极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其次，若日军越过黄河，应在豫西地区广泛开展游击战，构建抗日根据地，该地区的客观条件十分有利；最后，作为八路军在该地的合法机构，办事处应尽可能为地方党组织工作提供便利。[1]
“河北、山东等地均属第一战区管辖，而八路军主力在此敌后战场奋战，洛阳迫切需要设立八路军办事机构，以便与一战区保持联络并采购军需物资。”程潜以西安已有办事处为借口，仍旧不予同意。刘向三向程潜提议，八路军大部分人员可以撤离洛阳，仅留下少数人员和电台，设立一个通讯处，程潜这才勉力答应。
自十八集团军驻豫通讯处成立以来，刘向三担任了主任一职。鉴于需要妥善安排随行干部并避免引起国民党的疑虑，他决定在洛阳留下十余名工作人员，其余同志则先行前往河南省渑池县执行待命任务。
担重任，促华中发展
1937年8月，中国共产党在洛川召开会议，确立了实施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策略，并发布了体现全面抗战路线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然而，在国共实现第二次合作之后，党内右倾机会主义思想再度抬头，对党中央决策的执行造成了干扰。同年11月，王明从苏联归来，凭借共产国际的所谓“尚方宝剑”，在政治局会议上对党的正确策略进行指责，抹去国共在抗战路线上的原则性分歧，宣扬“一切均需通过统一战线”和“一切均需服从统一战线”的错误观点，严重阻碍了党的工作开展。
为促成全党思想向正确认识的凝聚，1938年9月29日至11月6日，中共中央在延安举行了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会上，毛泽东发表了《论新阶段》的政治报告，对“抗战15个月以来”的成就与教训进行了全面梳理，并对当前的抗战局势进行了科学剖析。报告批判了右倾错误路线，重申了党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立场以及全面抗战的领导作用，进一步阐释了统一与斗争的辩证关系。为减缓日军攻势，把握战争主动，会议通过了“巩固华北，发展华中”的战略方针，持续巩固与拓展抗日游击区。同时，会议号召加强党的团结统一，严格执行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强化党员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习，提升党性修养。
“特此决定任命胡服（刘少奇化名）、朱瑞、朱理治、彭雪枫、郑位三为中央中原局委员，并指定胡服兼任中原局书记。长江以北的河南、湖北、安徽、江苏等地党的工作，将由中原局统一指导。”随后，刘少奇肩负着党中央的重任，前往河南，为开启华中地区的抗战新局面进行必要的筹备工作。
1938年11月23日，刘少奇率领的团队自延安启程，于28日午后抵达渑池。安顿好住宿之后，刘少奇立即投身于繁忙的工作之中，并在当地逗留了长达56日。此行停留之久，原因有二：一方面，鉴于战局的发展，中共中央预计“敌军占领武汉后，将进而对内地展开战略进攻……因此，我们一方面部署了武汉周边及豫东地区的游击战，另一方面则集中精力准备河南的游击战”；另一方面，刘少奇还需等待彭德怀的到来，以共同前往洛阳，对卫立煌进行工作。
克服挑战，撰写大纲
自全面抗战爆发以来，无数怀揣热血的青年纷至沓来，奔赴延安，为党和革命事业注入了生机勃勃的活力。然而，鉴于他们各自的出身背景，来自国统区的爱国者们身上往往携带着各种纷繁复杂的观念和不良习气。1938年3月，中共中央颁布了《关于大量发展党员的决议》，号召全党上下积极扩大党员队伍，但在强调这一目标的同时，亦明确指出需警惕采取“强拉硬拽”的方式吸纳党员。尽管对可能出现的状况有所预见，但在严峻的战争环境之下，仍有不少参差不齐之辈混杂其中，如何提升党员的党性修养，已成为亟待解决的紧迫问题。
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科学命题，并着重指出需强化“中国党的马克思主义修养”，旨在培养出一批杰出的党员干部。这一系列倡议，引发了时任中央组织部部长的刘少奇深切的认同。在前往中原的征途中，刘少奇便开始构思如何弥补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共产党员修养方面尚未系统阐述的空白。在渑池逗留的数旬里，他萌生了撰写关于“共产党员思想意识修养”这一重要议题的念头。尽管正值严寒的腊月，屋内寒冷刺骨，但他依然坚持深夜写作，最终完成了《共产党员的修养（提纲）》的草稿。这份提纲后来在《解放》周刊上发表，题为《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仅一字之差，却承载着相同的内涵。
“困难虽空前，却因伟大而更显。百年伟业，非一代人之功。”第三章剖析了同志们对共产主义事业伟大与艰巨性的认识，并指出了共产党人应坚决摒弃的七种不良现象。最后一章总结了为实现共产主义理想，共产党员应切实践行的六个方面。至此，渑池见证了党内首个关于党性修养的系统理论的诞生。
1939年7月，刘少奇同志于延安马列学院发表了两场关于共产党员修养的专题讲座。随后，《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一文在《解放》周刊上连载，受到了全党同仁的广泛赞誉与高度认可。
发表于《解放》周刊的“修养”一文，系刘少奇对提纲的深化与拓展。文章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阐述了加强党性修养的必要性、重要性和深远意义，并对理论联系实践的重要性进行了深刻阐释。同时，文章警示共产党员，实现共产主义理想必须历经长期的、艰苦的斗争。为了完成改造社会和自身的使命，共产党人必须投身于革命斗争，并在斗争中不断锤炼和提升自我。
《论共产党员的修养》问世已逾八旬，然而其思想精髓始终指引着我们党在加强自身建设方面的不懈努力。
开会培训干部
渑池，位居豫西战略要地，东接洛阳，与中共中央中原局驻地的确山县竹沟镇紧密相邻；西连西安，通往延安，其战略地位举足轻重。刘向三同志向十八集团军总部及中共中央呈递了关于设立十八集团军兵监部渑池第三办事处（以下简称“渑池兵站”）的请示报告。该计划获批后，便与国民政府渑池县县长李树德先生展开了细致的磋商。1938年11月，渑池兵站正式宣告成立。
1940年6月，渑池兵站圆满履行了其历史责任，撤离了战火纷飞的战场。尽管它的存在期限不长，但作为中国共产党的首个在河南省设立的兵站，且是公开合法的机构，渑池兵站为支援敌后抗战提供了坚实的保障，积极开展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工作，为抗日战争的最终胜利贡献了不可抹灭的力量。
西安在国军抗战前线物资的中转过程中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在全面抗战的初期，国民党为八路军和新四军提供的军费、弹药、军装及粮食等物资，均由西安集中分发，然后被妥善储存于渑池，最终分配至八路军总部及各个抗日前线。
再者，肩负着接待与护送我党我军过往人员以及友好使者的重任。渑池兵站，作为沟通八路军总部与各抗日根据地的关键战略枢纽，刘少奇、彭德怀、邓小平、杨尚昆等众多革命领导人均曾在此留下足迹。据史料所载，在渑池兵站存续的短短两年里，共接待了党员干部和国际友人近千人。
第三，全力保障豫西特委会议的召开与党员训练班的顺利举行。1938年12月20日，豫西特委的扩大会议在渑池顺利召开。刘少奇同志在会上传达了六届六中全会的精神实质，随后在听取豫西各县委代表的汇报后，依据中共中央的指导方针，结合豫西地区的具体实际，进行了周密的部署。此举有效消除了右倾思想在豫西的蔓延，为全面推动抗日救亡运动和持续拓宽抗战新局面奠定了坚实基础。同时，为适应战时形势的需求，中共豫西省委在渑池成功举办了党员训练班，各县区委的领导干部分批参与培训。在培训班上，学员们深入学习了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敌后游击战术、持久抗战的理论以及加强党性修养的方法。此次会议的召开及训练班的举办，不仅增强了豫西地区的抗战实力，也推动了豫西党组织的发展，对豫西抗日根据地的建立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第四，紧密地与地方民众建立联系。毛泽东曾强调：“战争的强大力量，其最坚实的基础，深深植根于民众之中。”自渑池兵站成立以来，刘少奇便督促工作人员主动向民众普及抗战救国的理念，激发民众的爱国热情。他们通过帮助民众耕种、收割，以及为民众提供医疗服务等实际举措，切实服务于群众，与当地人民结下了深厚的情谊。这种紧密的联络，使得兵站不断获得了强大的人力和物力支援，为豫西地区敌后抗战的进行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把握机遇，推进统战
1938年年末，卫立煌受命就任第一战区司令长官，在前往洛阳的途中，恰巧途经渑池。刘少奇把握住了这次难得的机遇，连续造访，向卫立煌详细阐释了我党六届六中全会坚定支持抗战至终的坚定立场，并就此联合抗日的相关事宜进行了深入的交流与讨论，收获颇丰。不久后，卫立煌委托赵荣生邀请刘向三进行会面，刘向三向他详细介绍了洛阳的局势，并赠予了他两份党的六届六中全会决议的副本。卫立煌对刘少奇所提供的帮助深表感激，随即同意了我方关于将洛阳八路军通讯处升级为办事处的建议。
刘少奇与卫立煌之间业已构筑起坚实的纽带。追溯至刘少奇担任北方局书记之时，二人便开始了交往，刘少奇对与卫立煌的统战关系给予了极高的重视。抵达渑池不久，他便迅速安排，将我党地下党员、时任卫立煌司令部秘书的赵荣生、朱绍夫、王若兰三位同志召回身边，与他们展开了深入的夜谈。在仔细听取他们的工作汇报后，刘少奇遵照中央的指示，决定解散国民党军队中的党派支部，并着手实施长期的隐蔽行动。同时，他强调对卫立煌部队的宣传和统战工作必须策略得当，把握适度。此外，他还特别指示，在未来的新情况面前，他们应努力及时与省委书记刘子久取得联系，并严格遵循其指导。
1939年1月20日，彭德怀依照中央的命令，从太行山八路军总部迅速出发，抵达渑池，与刘少奇就如何强化八路军与卫部的紧密协作及协同作战等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次日，即1月22日，刘少奇与彭德怀并肩离开渑池，乘坐火车前往洛阳，代表我党与八路军与卫立煌进行谈判。此次会谈进展顺利，为战区统一战线工作的推进带来了显著的成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