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8年12月，毛泽东提出“知识青年投身农村，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极为必要”的指导意见，此一举措标志着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已成为席卷全国的汹涌潮流。彼时，上山下乡的风潮被视为“文革”的“战略举措”，将知识青年下乡推向了极端，深刻重塑了那个时代的风貌。到了1978年，云南知识青年集体抗争事件的发生，揭开了全国知识青年大规模返城的序幕。
截至1978年底，这场历时十年的波澜壮阔的上山下乡运动步入第十个年头。全国参与下乡及边疆支援的知识青年总数已达2000万，同时，仍在农村和边疆接受“再教育”的实际人数也突破了1000万的大关。
一类人选择投身农村，与当地村民共同居住、劳作，通过辛勤的劳动换取工分，实现自给自足的生活。若机遇垂青，他们得以调回城市。另一类人则投身于边陲地区的生产建设兵团，虽然名义上是兵团的一员，实则生活在近似半军事化的集体环境中，领取着微薄的薪俸。遗憾的是，他们既无法通过招工回归城市，也无法转为国家干部。这一类知青共计达两百万人，约占全国知青总数的五分之一。
“若不能从根本上解决知青问题，恐怕终将导致诸多乱象频生！”
恰在1978年岁末，一场波及全国、令人心潮澎湃的云南知青返城风潮突然涌动。
此次运动的根本动因之一，源于当年秋季全国上山下乡工作会议的召开。在那场持续逾四十天的激辩中，与会者最终达成共识，出台了《知青工作四十条》（以下简称《四十条》）的决议。该决议不仅对“文革”时期上山下乡运动所取得的“显著成效”给予了充分肯定，而且明确强调，未来仍需“有计划地引导城镇知识青年投身农村，与工农阶级紧密团结”。
《四十条》中明确规定，今后农场（兵团）的知青应与国营企业职工享有同等待遇，不再享有国家知青政策的特殊优待。这一规定，无情地击碎了200万滞留边疆的兵团知青回归故土的深切愿望。他们曾无私地将青春的十年奉献给了边疆的建设，却终究被剥夺了重返城市的权利！
在西双版纳橄榄坝农场的七分场，上海女知青徐玲先的突然离世，不幸地成为了这场激荡人心的风波的导火索。
徐玲在生产过程中不幸遭遇了难产，而恰在此时，农场的赤脚医生却沉溺于酒后的欢愉，未能及时救治，致使母子二人终告不治。这一噩耗如风一般迅速在农场中扩散开来，引得众多知青纷纷前来，他们将停尸房围得水泄不通。每一位前来者都卷起裤腿，佩戴着黑纱或别上小白花，以表达对逝者的哀思。
起初，这群知青尚在闲聊中消磨时光，不久便产生了初步的想法，那就是恳请农场领导批准举办一场悼念会，并对徐玲及其母女不幸去世事件中的责任人施以严惩。紧接着，他们又接连提出了一系列旨在提升知青待遇和改善医疗卫生条件的诉求。随着女知青不幸之死所引发的怨气迅速扩散，这股不满情绪迅速升级，演变成为一场关乎知青整体命运的反抗行动。
历经两日的激烈对峙，知青们不得不采纳了更为激进的策略。他们抬着徐玲先的遗体，沿着通往西双版纳州府景洪的蜿蜒道路缓缓前行。
云南省委下达了紧急指令，着重强调必须深入开展细致入微的工作，坚决防止矛盾升级。在此同时，一位中央领导就此议题发表了重要论述。全国各地建设兵团及边疆农场均收到了上级部门的紧急通知，要求加强对知青活动的严密监控，以防出现连锁效应。
知青提出三项要求。
惩办肇事医，严查责任。
继而，我们致力于提高农场的医疗卫生服务质量，确保今后能够有效防止此类事件的重演。
第三，我们举办追思会以纪念逝者，追授其烈士称号，并对逝者的家属给予优渥的抚慰与补助。
这并非过分的要求，却未能获得州领导的支持。于是，知青们在景洪举行了一次抬尸游行，吸引了众多民众的围观。
第四日，高层领导终于公开发声，携带着上级的指示而来。首先，将对涉事医生进行严肃处理，并依法追究其责任；其次，徐玲同志将获得因公殉职的相关待遇，并已同意为其举办追悼会；再者，将加速推进知青政策的落实，责令农场立即提升医疗及卫生条件，并全面协调解决知青在生活各领域所面临的难题。至此，知青们的基本诉求得以妥善解决。
然而，当这支请愿队伍踏上归途，却在半道上遇到了另一支知青队伍。这支队伍正展开罢工行动，他们高悬的两块横幅上，显眼地写着两句振聋发聩的口号：“知青，应当为人！”“知青，渴望返城！”
在这场知青大罢工中，一位来自上海的知青担当了领导者的角色，他的名字叫丁惠民。丁惠民出身于一个知识分子家庭。
丁惠民鼓舞那些犹豫不决的青年才俊：“难道你们甘愿将毕生奉献给乡村生活？如今，我们的未来掌握在自己手中，是选择在乡村度过余生，还是毅然决然地投身城市，别无选择！《国际歌》高唱，不求神仙与帝王，唯有自救方可得救。回顾这十年的青春岁月，难道还要继续空耗时光，继续等待吗？”
在短短数日之内，景洪农场的十二个分场知青们纷纷串联，携手组建了“声援橄榄坝知青领导小组”。在这份组织宣言中，丁惠民以其出色的能力脱颖而出，被大家一致推举为总指挥。这一事件让云南省委感到措手不及，因此他们迅速派遣了省、州联合工作组，与罢工的知青们进行了面对面的交流。
省州工作组的高级官员以俯瞰的姿态接待了知识青年代表团，并发表了带有指导性质的讲话，此举激起了知识青年们的强烈反感。丁惠民敏锐地察觉到这些官员缺乏诚意，随即提出一个让他们陷入两难的问题：“尊敬的领导，我有个疑问想请教：在您的家族中，是否有子女正在农村地区作为知青生活？这个问题让现场官员们感到尴尬。实际上，现场没有一位官员的子女正在农村当知青。此言激怒了在场的领导，他们怒视丁惠民和其他谈判代表，愤然拍案指责。
知青罢工代表离场抗议。
正当罢工运动进入白热化阶段，中央知青工作会议在北京声明圆满结束。紧接着，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公布了会议的决议，这一举措宛如向熊熊燃烧的火焰中猛添了一把油，进一步激化了知青们的愤慨情绪，同时也更加坚定了他们返回城市的决心。
1978年12月14日，一群罢工的知青向州委提交了北上请愿的正式申请，尽管未获批准，他们仍义无反顾地自行组织队伍，踏上了北上的征途。此举迅速引发了冲突的升级，一场新的斗争由此拉开序幕。
一封匿名的航空信，从北京寄出，如约落入了丁惠民的掌心。信中详尽地揭露了此处发生的种种事件，并向罢工的决策层传递了一则至关重要的信息：北京高层对于“上山下乡”运动持有截然不同的见解，分歧之深令人瞩目。《四十条》并未真正反映众多老同志的内心想法，据传闻，邓副主席对于知青问题已有了独到的指示，诸如此类。
“……我父亲说，知青的困境终将迎来解困的曙光，然而，我们必须避免急功近利的心态。”
这两封书信极大地提振了罢工活动的组织者和指挥者的士气，他们毫不犹豫地决定继续北上，并着手撰写了《北上请愿并致党中央、华主席、邓副主席一封公开信》。在北上请愿团的成立大会上，丁惠民发表了激昂的讲话：
我们的职责是为云南农垦的十万知识青年代言，亲自向党中央和国务院的领导同志递交请愿书，并进行口头陈述，以揭示和反映在十年上山下乡过程中所暴露出的诸多错误与问题。我们的目标和使命是单一的，即把农垦知识青年共同的心声——重返城市的迫切愿望，传递给尊敬的华主席和邓副主席。我们的要求既公正合理，也与党的方针、民众的愿望以及历史发展的趋势相一致。我们坚信，一旦党中央全面了解了农垦知识青年的真实情况，定会对我们这一正当且合理的诉求给予同情与支持。
在一场激烈的较量之后，知青请愿团最终击败了省、州工作组，成功抵达昆明，并正式在云南农垦总局的招待所安顿下来。
“云南省委办公厅向知青代表请愿团发出通知，中央原则上不批准你们前往北京之行。期望各位能即刻返回各自的农场，全身心投入革命工作，推动生产力的提升，并积极配合当地党委的工作，严格执行知青政策。”
省委的这位领导面容严肃，语调沉重地强调道：“同志们，你们必须立即停止一切有悖于安定团结的行为，无条件地返回农场，投身于革命事业，促进生产发展。若不然，你们将犯下更加严重的错误！”
几位知青代表低声交谈了片刻，丁惠民便站起身来，神情庄重地宣告：“请领导同志代为转告中央，我们肩负着云南边疆十万农场知青的深切期望，特地来到北京请愿。我们的信念坚定不移，唯有达成目标，才会撤回队伍！”
12月28日的午后，一支由近百名知青构成的北上请愿代表团，手持旗帜，义无反顾地走上铁路轨道。他们在昆明火车站东侧约两公里的羊方凹地带，集体躺卧轨道以示抗议，此行为致使当日预定从昆明出发的数十趟客运和货运列车受阻；与此同时，昆明通往京沪、京广、陇海等主要铁路干线的交通枢纽被迫暂停运营。
消息迅速传遍全国，顿时引发了举国上下的广泛关注。成千上万的昆明市民和学生们，不顾严寒的侵袭，络绎不绝地涌向羊方凹，争相目睹这一场景。当夜，省、市委迅速成立专项工作组，火速奔赴卧轨现场，积极开展说服和劝阻工作。与此同时，大批军警奉命入驻羊方凹，严阵以待，随时准备采取必要行动。
六十个小时悄无声息地溜走，铁路线依然断裂如故，即便是那些悄无声息驶向中越边境的军用列车，亦被迫无奈地停下脚步。
经过三天三夜的动荡，云南知青集体卧轨事件最终吸引了北京最高领导层的注意。
12月31日凌晨，北京方面火速向云南发出紧急通知，明确表示批准知青请愿团赴京表达其诉求，但严格限定代表人数不得超过30名。
喜讯从羊方凹传出，激起了阵阵欢呼声。然而，欢声过后，知青们却相互拥抱，泪水涟涟。他们通过不懈的努力，终于引起了北京的重视，赢得了应得的权益。1979年1月2日，恰逢大雪纷飞之际，北京火车站迎来了这些身着单薄衣衫的云南知青。丁惠民站在月台上环顾四周，却未见有人前来迎接，亦无人安排与中央首长会面。内心的冷遇与轻视激起了他满腔的怒火，他毅然决然地下令：“全体集合，高举我们的旗帜，整队出发。目标，人民英雄纪念碑，立刻行动！”
三十位肤色黝黑、衣衫褴褛的男女知青，步履艰难、神色庄重地依次排成两列，沿着吱呀作响的雪地缓慢前行，朝着天安门广场迈进。一面布满皱纹的巨旗在刺骨的寒风中猎猎作响，旗帜上鲜明地绣着“云南农垦知青首批赴京请愿团”的字样。
接连两日，北京城内涌动着市民、知青家长们和众多返乡共庆佳节的青年才俊。他们络绎不绝地汇聚至广场，纷纷为云南知青请愿团伸出援手。各式食品、饮料和保暖衣物如山般堆积，场面蔚为壮观。众多外国记者手持相机，快门声不绝于耳，将中国知青的感人故事传遍全球的每一个角落。
1月3日下午，两位穿着中山装的先生穿梭在人潮中，直接来到了知识青年聚集地。在出示相关证件并自我介绍后，他们礼貌地问道：“丁惠民同志在吗？我们受中央领导委托，特别邀请各位今晚先行至招待所稍作休息，届时将有高级领导亲自前来接见。”
云南的知青请愿团终于有幸得到了中央领导的亲自接见。国务院副总理王震与民政部部长程子华在仔细聆听知青代表们关于边疆农场所遭遇的严峻困境的汇报后，发表了饱含深情的讲话。他们的言辞既真挚又感人，既向知青们传达了安抚与慰藉，又给予了他们莫大的鼓舞，其间亦隐含着对某些问题的委婉批评。
“你们代表着新时代的先锋力量，理应拥有更为宽广的视野和更为长远的目光。我们对你们充满期待。你们的宝贵意见，我们将负责如实转达至党中央。为此，中央已特地派遣农林部副部长和国家农垦总局局长前往你们所在的地区进行指导。在你们返回之后，希望你们能够协助农场的相关干部改进工作作风……”
会晤落幕之际，首长逐一与知青代表握手致意，末了，更是以亲切的口吻直呼丁惠民的名字，特意将他留下，细致地询问他的近况。
1月24日，丁惠民等三位知青代表，以个人名义致电王震同志，字里行间透露出由衷的歉意，并表达了对过往行为的深刻反省。
不久，中央领导人接见云南知识青年代表的重要谈话，以及青年们发出的自我检讨电报，迅速占据了全国各大报纸的显要版面，高居头版头条位置。
随着元旦佳节的落幕，一支来自云南省的工作团队抵达了勐岗农场。他们的目的是在农场总部召开一场知青代表大会。
“亲爱的国营农场全体青年职工同志们，坚守在农场生产一线的广大青年工人、干部们，以及各位党团员同志们……”
那些前往农村的知识青年们瞬间愣住了：“能再说一遍吗？开头那句话是什么？”
助手未能领悟听众话语中的深层含义，于是再次逐字读出了开场那句话。话音刚落，会场顿时陷入混乱，气氛瞬间变得热烈：“知青就是知青，你们究竟在搞什么名堂？为何辛勤耕耘十年，竟然连知青的身份都失去了……”
会场内秩序瞬间陷入混乱，知青们的情绪如同沸腾的油一般激烈，其中不乏有人当众泪流满面。人群蜂拥至台前，纷纷对副主任提出质问。副主任这才察觉，自己开场的第一句话无意中触动了在场的敏感神经。尽管如此，面对众人的质疑，他依旧坚持己见，辩称这完全符合中央最新发布的《四十条》规定，自己并无不当之处……
面对自身核心利益的关切，有着丰富经历的知青指导员龙胜云毅然决然地发表意见，他的言论迅速获得了大家的共鸣：“各位知识青年同仁，亲爱的战友们，我们的根本身份是兵团知青。我们响应党和毛主席的召唤，来到边疆农村进行插队，目的并非为了就业求职。这是问题的核心……如今兵团已被撤销，‘文革’也已结束，为何仍有势力篡改我们的知青身份，剥夺我们享受知青政策及回城的权利？《四十条》我们无法认同。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不论是谁的言论，或是哪个级别的领导指示，只要不尊重事实，不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实事求是原则，我们都不会予以接受！”
新的知青罢工潮再次兴起。
此刻，一支自称为中央调查组的六人小组抵达了勐岗。
勐岗农场的知青们以最崇高的礼遇接待了中央调查组的成员：成千上万的知青们从农场出发，沿着公路走了数公里，热情地夹道欢迎。农场大门前，一座用鲜花搭建的牌坊巍然耸立，彩旗飘飘，横幅上醒目地书写着“热烈欢迎，远道而来的北京亲人”。
每一位知青都满怀期待，坚信一旦中央调查组深入了解了农场知青的真实处境，《四十条》中那些不公的条款必将得到修正。
调查组成员心头开始涌现一丝不安。他们此行的目的并非针对解决问题，而是负责宣扬《四十条》，阐释相关文件内容，实际上只是借此调查之名，走一走形式。更为棘手的是，他们并非真正来自北京。
察觉到自己被骗的知青们怒火中烧，不少知青甚至冲动地想要上台痛殴这些冒牌的中央调查组成员。幸亏罢工指挥部迅速作出决策，将这群冒牌调查组成员安全护送出会场，随即予以驱逐，这才避免了事态进一步恶化。
罢工指挥部决定即日起罢工升级，并通电中央和省委，如果真正的中央调查组3日内不到勐岗农场并答复知青的要求，勐岗农场知青将进行共和国历史上规模空前的千人大绝食运动。
他们高呼口号：“誓不归乡，宁为玉碎！”
三天转瞬即逝。至1月23日晚7时整，电力接通的截止时间已至，而中央调查组依旧音讯全无。
夜幕低垂，9点钟的钟声敲响，首批投身绝食的男女知青，总共有311位，他们齐聚在场部的露天会场。在庄严的宣誓声中，他们依次踏入绝食的现场。
他们的宣誓仪式彰显着鲜明的中国特色——每人手持一碗酒，以歃血为誓，随后整齐划一地跪地，面朝故乡，右手紧握拳头，誓言响彻云霄。这番悲壮而古朴的宣誓场景，令在场之人，无论参与者还是旁观者，都情不自禁地被一股激昂的豪情所感染。万余名知青为即将踏入绝食之地的勇士们送行，一时间泪如泉涌，哭声震天动地。
几分钟后，一份事先拟就的电报稿通过电话传到县城邮电局值班室。以后，每隔两小时，勐岗农场知青以罢工指挥部名义向当地县、州、省委以及北京通报一次绝食现场情况。
正当知青们开始举行绝食抗议之际，一支由中央派出的调查团队火速赶往勐岗，其组长便是鲁田同志。鲁田同志身兼数职，不仅是农林部副部长和国家农垦总局局长，还担任国务院知青领导小组的副组长。他是一位历经抗日战争烽火考验的老干部。
年初伊始，他便接到了中央领导同志的指示，肩负起前往云南调查并妥善处理农场知青所引发的这场大罢工的艰巨任务。他首先抵达了西双版纳，亲眼见证了边疆农场所存在的落后与混乱景象，心中不禁感慨万千。
在橄榄坝农场的这片土地上，一群知青为鲁田精心熬制了一锅“鲜鱼汤”。然而，这所谓的“鲜鱼汤”却名不副实，只见汤水不见鱼影，味道苦涩，腥臭气息扑鼻而来。原来，知青们竟是将河中长满绿苔的鹅卵石放入锅中熬煮，却仍给它赋予了一个悦耳的名字——“鲜鱼汤”。在那里的知青，一年中至少有半年的时间，都要与这种“鲜鱼汤”为伴。
鲁田目睹了那些矮小而潮湿的茅屋，其屋顶已呈黯黑，密布着众多漏洞。屋内墙角与床铺之下，竟然生长着丛丛野蘑菇。在这样的简陋居所中，每间屋往往容纳两对甚至更多的青年男女，他们大多尚未婚配却已同居，其中有些人甚至已有两三个孩子的年纪了。
在勐腊农场的土地上，鲁田目睹了一幕触目惊心的场景：一群男知青卸下了衣衫，裸露的肌肤上布满了岁月留下的痕迹，那是他们在兵团辛勤劳作时留下的永恒印记。他了解到一组令人震惊的数据：在这些知青中，伤病比率之高令人咋舌，贫血问题几乎遍及每一个人的身上，营养不良的情况更是普遍，高达百分之百。胃病、肠炎、风湿性关节炎等急慢性疾病的患者同样占据了百分之百的比例，而女知青中，患有痛经和月经不调等妇科疾病的比例也接近百分之百。更为令人痛心的是，知青中的非正常死亡率正逐年攀升，其中自杀率更是高居各类死亡率之首。
这显现了全国知识青年下乡经历的悲凉一面。关于知青上山下乡的实际意义与成效，以及这一政策是否应该继续推行，这些问题值得深思。鲁田回忆起，在全国知青工作会议上，国家主要领导人频繁出席，强调必须遵循“既定方针”，坚定不移地走上山下乡的正确路线，会上出现了激烈的争议，最终才勉强通过了相关决议。
鲁田亦闻此言，近日北京流传着邓小平先生一句颇具幽默的话语：“我们投入了300亿，却换来了三方的失望：知青们不甚满意，家长们亦感不满，农民群众同样不悦。”鲁田深思，小平同志此语似乎并非偶然，或许正是这位智慧与勇气并存、历经沧桑的老革命家所发出的一个充满深意的试探信号。
应广大知青的迫切要求，调查组与知青的见面大会迅速在山坡上露天设置的会场上展开。中央调查组的主要领导受邀登上主席台落座，而罢工指挥部的成员则依次坐在台下，紧挨着知青队伍的前排。
环顾四周，会场上及山坡之上，黑压压的知青人潮少则数以万计，主席台宛若孤岛一般，被汹涌的知青人海所环抱。鲁田心中不禁浮现出一句话：“水能载舟，亦能覆舟。”
踏上台阶，他的第一句话便是依照规定将他们称作“青年职工”。话音刚落，台下的声音便如潮水般汹涌：“我们不是青年职工，还我知青！”
鲁田心中焦急万分，然而他深知自己必须遵循中央的指示，以“妥善解决”这一事件。于是，他紧握话筒，语气诚恳地劝导着，从罢工的负面影响谈到中央的决策，力图唤醒人们的理性思维，引导他们耐心等待未来的光明前景。
“北京来的首长同志们，我亲爱的知青战友们，兄弟们，姐妹们---”他的声音突然颤抖起来，话语不得不暂时中断。
舞台下静谧无声。鲁田站在一旁，显得有些手足无措。一种不祥的预感悄然涌上心头。
“在我即将结束发言之际，为了捍卫一个真正的知识青年，一个有血有肉之人的尊严，也为了拒绝那些强加于我的‘农场青年职工’这一虚假身份，我决定以最直接的方式表达我的抗议！”说罢，他转身面向全体调查组成员，从裤袋中掏出一把锋利的匕首，毫不犹豫地划破了自己的手腕，鲜血顿时如喷泉般涌出，人们还未反应过来，这位勇敢的知青便带着微笑，缓缓倒在了地上。
警笛声凄厉，救护车急速驶离，会场顿时陷入一片混乱。鲁田泪水纵横，他的心中充满了难以言说的痛苦。他未曾料想，现行的知青政策竟会对知青造成如此深重的伤害，以至于致命。他甚至开始感到一种作为刽子手的罪恶感。
各位知识青年同志，你们辛苦了！”
台下的知青们突然爆发出一阵热烈的掌声，持续了十几分钟之久。
随后，鲁田向台下的知青朋友们透露，他的两个子女也曾深入农村参与插队生活。尽管他自身曾遭受长期打压，直至去年方才重返工作岗位，但他对知青们的辛酸和急切感同身受。然而，他仍旧恳请大家保持耐心，等待中央全面考量后，分阶段逐步解决这一问题……
然而，知青们再也无法忍受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等待。一位身患重症心脏病的四川女知青，缓缓走上台前，突然间跪倒在鲁田的面前，悲痛地哭喊道：“伯伯，伯伯，请救救我们，救救这些不幸的人们吧……”
女知青的悲泣与话语，瞬间唤起了台下数万知青的强烈共鸣，他们纷纷跪倒在台上中央首长的面前，泪如泉涌，哭声震天，令大地为之颤动！
鲁田悲痛欲绝，泪水如泉涌，无法自制。面对眼前的这位女知青以及台下成千上万仍跪地不起的知青，他仿佛肩负着泰山般的重负，那份重量几乎令他难以承受。
他缓缓地将女知青扶起，转身面向话筒，语气坚定地说：“亲爱的知识青年战友们，亲爱的孩子们，请你们起身。我已决定，即刻通过电话向党中央汇报，传达你们的回城愿望和诉求。”这位长者毅然决然地承受着政治生涯中最大的风险，挺身而出，为饱受苦难的知青群体发声。
拂晓五时左右，鲁田历经十数小时的长途对话，面容憔悴地重返会场，步上主席台。他手持话筒，嗓音略显沙哑地对着场下静谧的知青们说道：“各位知识青年同志，现在我将负责解答你们的问题。首先，我恳请大家停止绝食，恢复正常饮食，并终止罢工行动，返回各自的工作岗位，积极参与革命和生产。中央领导同志已明确表示——知青同志们，你们合理的诉求理应得到妥善解决！”
在一片令人窒息的寂静之后，整个场馆瞬间被震耳欲聋的欢呼声所淹没，伴随着狂热的跺脚声、热烈的鼓掌声以及近乎失控的哭泣声。众多知青纷纷涌向绝食现场，将他们的英雄高举过头顶，将他抛向空中，以示敬意。
城门重启，国务院批复了知青办公室提交的包含“六条”措施在内的请示报告，并于1979年1月下旬将该文件下发至各省市自治区。“六条”的核心内容大致包括：
首先，我们必须努力经营好农场，力求将知青队伍稳定在农场内部。这一点固然是基础，然而却是一个难以实现的前提，几乎等同于空谈。
其次，对于需调回城市的人员，可参照过往处理病退、困退的相关规定执行。
第三点，城镇职工在退职或退休之后，有权雇佣其农场中的子女。
第四点，自1979年开始，那些曾从国营农场入伍的知识青年，在退伍复员后，得以返回父母居住地接受工作分配。
第五点，在城市招募工人之际，可准许从农场协商调拨本市下乡的知识青年参与。
第六点，对于选择从上海郊区前往云南农场的青年，若他们本人愿意返回原籍的社队，这一请求是可以得到批准的。
1979年二月初期，云南省紧急召集了北京、上海、成都、重庆、昆明等城市的领导，共同商讨如何具体执行国务院颁布的“六条”方针。这一消息迅速在云南垦区的各个农场传开，知青们纷纷响应。不久，一场知青返城的浪潮便从云南席卷至全国。
上山下乡运动结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