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回溯至1981年6月，《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正式颁布。在决议对“文化大革命”的剖析中，当论及“中央文革小组”时，清晰点明了林彪、江青、康生、张春桥等人的姓名，却对陈伯达未予提及。这种处理方式，是在中共中央全面梳理文革时期档案、广泛展开调查后，综合掌握了众多鲜为人知的历史细节，经过深入思考后所做出的决策。即在这份具有深远历史意义的正式文件中，对陈伯达保持沉默，未予以评价。
“近年来，陈先生所创作的作品具有很高的价值，其中也不乏自辩之词。今后，恳请陈先生不必过于纠结于细节。至于文革时期的相关事宜，陈先生可能对某些部分有所了解，但大多数细节鲜有人知，对此，中央已经有了详尽的了解。陈先生过往的贡献颇为丰硕，与那些人有着本质上的区别。目前，建议先选择一个适宜之地进行疗养，待身体康复之后，再作进一步的打算。”
在一个半月之后的清晨，我置身于石家庄制药厂的针剂车间，正汗流浃背地辛勤劳作。突然，厂传达室传来了一封来自北京的信件。信中传达了中央的指示，以及我父亲的最新状况，并急切地希望我能够尽快进京，商讨父亲的治疗事宜。读完信件后，我立刻对家事进行了简要的安排，向工厂请了假，并拿到了探望狱中父亲的介绍信，随后即刻登上了北行的列车。
在那个年代，探访狱中的囚犯实属不易。我的初次探望是在1979年12月。在那之前，长达九年的时光里，我对父亲的去向一无所知，正如工厂的同事们所说，那是一种如同“生死两茫茫”的境地。第二次探望发生在1980年5月初，而第三次则是在父亲服刑的初期，即1981年3月。关于这几次探望的诸多细节，此处不宜过多赘述。这次，应当是我第四次踏进那扇沉重的铁门。
8月5日，我踏入了北京的土地，第二天一早便匆匆赶往了复兴医院。但负责监管的干部告诉我，陈伯达已于前日搬离了此处，现已被转至一家规模庞大的医院接受治疗，已不再由他们负责，而是转由北京市公安局接管。我立即根据他们提供的电话号码，联系上了市公安局的王申科长，并遵照他的指示，前往了北京友谊医院进行探望。
父亲入住友谊医院干部病房的二楼西侧尽端，虽面积不广，却布置得井然有序，空气清新，给人以舒适之感。走廊的尽头设有带浴盆的卫生间，午后定时供应热水。自从病榻上醒来，父亲已有数年未得沐浴，如今条件得以改善，他终于可以畅快地洗了个澡。总体而言，无论是生活环境还是饮食供给，与复兴医院的囚犯病房相比，二者之间的高下立判。当时，公安局指派科员萧清河和赵姓同志轮流负责照料父亲。
02
在我拜访陈伯达期间，公安局的王申科长与我详细商讨了关于治疗与照护的相关事宜。至于后续的详细安排，目前仍处于待定之中。数日后，我再次回到石家庄，全身心投入到了工作当中。毕竟，医院并非长久之计。两个月后，友谊医院催促陈伯达办理出院手续。陈家早已人去屋空，家人们分散于各地，公安局不得不另觅新居。考虑到陈伯达腰腿不便，最初计划是寻找一幢平房，但平房难求。正值寒冬，带有暖气的平房更是如凤毛麟角。历经周折，最终在东郊新居民区找到了一幢六层楼顶层的住宅，作为新的居住之所。
依照中央的规定，在母亲余文菲的许可之下——她自1948年起便与我父亲离异——并在我对其表示支持并妥善安排好她的生活之后，于1981年年底，我结束了在那家工厂十四载辛勤付出的工作生涯。我告别了那些在我人生最艰难时刻给予我无尽勇气与支持的工友们，携妻子与子女，来到了北京。在此，我悉心照料已步入晚年的父亲。
1981年11月16日，我陪同陈伯达的前任秘书王保春、王文耀，在公安局的王申、萧清河等人的协助下，乘坐一辆面包车抵达了中南海西苑门内的中央警卫局一库房。我们在此领取了之前归还给陈伯达的衣服、被褥等日常生活用品。在这些物品中，部分尚能继续使用，但还有一部分因严重损坏，已无法修复，最终只能作为废品处理。
衣物中除了夹有两本袖珍本《毛泽东选集》和几册《毛主席语录》外，陈伯达过去花费大部分工资和稿费陈先生仅将建国初期所获得的稿酬留用，自1958年起，其后的稿酬则全部捐献给了科学院图书馆。陈平生所购之书，无一得手。他的藏书喜好主要集中在学术著作，而古籍碑帖亦占据了不小的比重。碑帖虽被誉为文物，然在当时却鲜有人问津。陈平生深感碑学之渐趋衰落，因而倾心搜集。至于字画等艺术品，他亦有所零星收藏。若将陈平生的文物藏品与昔日弟子田家英的逾千五百件真伪藏品相较，无论在数量还是价值上，都相形见绌，可谓微不足道。
陈伯达在获得保外就医许可后，便日以继夜地投入到阅读与写作的海洋中。然而，由于昔日的藏书去向不明，如何获取新的书籍成为了他必须面对的棘手问题。他首先委托了相识的同志，从相关机构借阅了若干书籍，同时，他精打细算，从每月的100元生活费中节省了近三分之一的金额，用这笔资金重新购置了图书，并订阅了多份报刊。直到1983年2月，他的月生活费增至200元，购书资金才变得相对充裕。
03
在日新月异、技术浪潮迭起的当今世界，电子技术无疑扮演着核心与关键的角色。其发展水平不仅深刻塑造了各工业领域的技术水平，更对国民经济现代化的整体进程产生了深远影响。基于此，我强烈建议国家对此给予充分的重视，并加快电子技术的研发与推广步伐，以此促进现有企业技术的革新与升级。
其次，我建议将当前的工作时长进行缩短，将现行的八小时工作日调整为六小时，或者将每周六天的工作周改为五天。这一举措不仅能够增强工作效率，增加工人的休闲时光，拓宽社会就业的途径，而且更为关键的是，它为工人提供了提升自身文化和技术水平不可或缺的学习机会，使得他们能够更有效地适应工业技术的持续发展。
建议发展中小城市和乡镇企业。当时称社队企业为有效遏制大城市无序扩张的趋势，进一步缩小城乡及工农之间的差距，并显著降低工业污染的严重程度。
在哲学界，陈伯达于1982年匠心独运，创作了《黑格尔与绝对化之辩》、《科学、假设与实践》、《从《坛经》窥见中国佛学之顿渐两派——认识的渐变与突变》等颇具影响力的著作。同时，他还挥洒文采，撰写了一系列文学评论，早期作品如《〈石头记〉中的公案解析》、《阅读《儒林外史》的点滴心得》以及《求知不易——读《西游记》有感》等，均展现了其深厚的文学素养和独到的见解。
陈伯达在保外就医的初期，有一条与胡耀邦为总书记的中央书记处联系的渠道。他写作的文稿被直接送交胡耀邦、胡乔木和书记处政治研究室。胡耀邦并多次对他的写作有过具体的指示，例如胡耀邦曾提出：“陈伯达不要老写读书笔记了，可以就中国近代历史中一些重大的问题，写些可以对后代起教育作用的东西。”但陈伯达认为当时研究经济问题更迫切，就没有及时采纳这一建议。
“世间诸多急务尚待解决，编纂回忆录实非当务之急。岁月流转，晚霞依旧绚烂，我无意虚度此生，亦不愿让国家大局受损。有些重担，我一人足以承担，真正值得关注者，非个人名利，而是国家未来的发展方向。”
诸多错综复杂的因素交织在一起，使得陈伯达自1984年夏季以来，与中央的联系渠道已彻底中断。
04
1981年下半年，中央对陈伯达的处理采用了与“四人帮”相异的策略，这一举措曾在仅供高层领导阅读的内部文件中有所披露。周扬，作为推动该策略实施的核心人物之一，对陈伯达的状况给予了特别的关注。众所周知，周扬在文革期间是首批遭受打击的领导人之一，而陈伯达亦曾公开发表对周扬的批评。为何周扬会力主对陈实行区别对待的政策？随着时间的推移，部分历史档案或许会逐步解密，那些被表象所遮蔽的真相可能逐渐显露，届时公众或许能够有更深的理解。在此，作者仅记录历史事实，不进行任何解读。
即便实施了有所区分的政策，陈伯达在晚年依旧大体上与世隔绝或半隔绝。欲与其会面者，均需获得公安部门的批准。唯有他的两位昔日秘书——王保春和王文耀，得以频繁获准探访。值得一提的是，王文耀曾在五十年代周扬的领导下工作，与周扬保持着紧密的关系。
1982年4月22日，星期四，五一劳动节的假期将至，仅余一周之遥。当日黄昏时分，王保春与王文耀特地前来看望陈伯达。王文耀透露，不久前他拜访了周扬，周扬表示愿意与陈伯达见面，但他本人却难以亲自提出这一请求。陈伯达便将此愿望告知于他，并恳请公安局向上级汇报，若得批准，则由公安局负责安排会面的具体时间和地点。当天，公安局方面回复称，已向上级请示并取得联系，同意了会面的请求，并约定当晚七点在周扬家中会面。对陈伯达来说，1982年4月23日，星期五，无疑是他晚年生活中一个值得深刻记忆的日子。傍晚六点半左右，在公安局萧键和老岳的陪同下，陈伯达乘坐警员高英魁驾驶的轿车，前往位于西单西绒线胡同附近的周扬住所，赴这场重要的约定之约。
遵从公安人员的建议，我未能与父亲同行，只能在家中静候。起初，我估计双方的交谈大约两个小时便可结束，毕竟周陈两位均已年事已高，长时间的交谈难免会使他们感到疲累。然而，随着夜色渐深，十点钟已过，外界一片寂静，父亲却迟迟未归，我的心中不禁涌起一丝焦虑。直至晚上十一点一刻，父亲才终于推门而入，但由于时间已晚，他未能与我进行深入的交谈，便先行休息。
次日晨曦微露，父亲比往常稍早便醒来。用过早餐后，他向我细致地讲述了与周扬的会面细节。他提到，周扬的住所曾是黄炎培先生的旧居，那是一座宽敞的四合院；当天的会面便是在会客室内展开，与会者共有四人，分别是他自己、周扬，以及周扬的妻子苏灵扬和秘书谭小邢；陪同的公安人员并未参与会议，他们则在隔壁的房间中休息。
陈伯达向我缓缓道述他与周扬间的对话细节，我对其中的关键论点进行了简略的记录。
陈伯达对周扬谈到做中央文革小组组长时说，周总理找我谈话三次，要我当组长，我都拒绝了。最后周总理说：“你是共产党员，难道中央不能安排你的工作吗？”他这样说，我无法再推辞，只好当了。至于排第四位，开始调整常委的名单就是把我排在周总理后面，我不同意，找到主席，说无论如何不能把我排在那样前面。主席拿起笔来把排在最后一位的陶铸同志的名字勾到我的名字前面，对我说：“你看这样行了吧？”打倒陶铸同志是后来的事。
“我曾救过毛主席！”起初，关押我的地方条件极为严苛，或许是陈伯达的话传到了高层，不久后，我便被转移至三层楼上的牢房，生活条件得到了显著改善……
陈伯达透露给周扬：“我的失势，主要起因于与江青的冲突。在庐山会议期间，我曾与周总理讨论过这一话题：江青不止一次表露出欲辞去主席职务的念头。至于林彪，我未曾提及他出任国家主席之事，我所提及的，唯有请求毛主席担任国家主席。”
05
五一长假渐行渐远，市公安局精心筹谋，为陈伯达精心安排了人生中的首次春游。此次出行，使他得以在久离喧嚣之后，再次融入那热闹非凡的人群之中。目的地选定了北京西郊的香山。遗憾的是，我和父亲均感失落，公安局并未批准我同行。从此，我开始体会到，除了陪父亲去医院就诊之外，他的每一次外出，我都无法亲临其境。
即便如此，陈伯达在春游途中，情绪依旧高涨。那天，气温宜人，天空飘着几朵轻柔的薄云，郊野间，和风轻拂，带来一份舒心的惬意。公安局的萧清河讲述，陈老边走边歇，最终攀爬至香山“鬼见愁”的半山腰。旅途中，他还邂逅了一位热情的游客，与之畅谈。当这位游客得知陈老高龄已至七十八岁，不禁伸出手掌，钦佩不已。
总体而言，1982年对陈伯达来说，是他自失势以来心情最为愉悦的一年，亦是他在文学创作上热情高涨、笔耕不辍的一年。他几乎每隔一个月就能完成一篇文稿。而他撰写的多篇关于文学话题的文章，也都如他所愿地送到了周扬手中审阅——这些，都是我们后来才逐渐了解到的。
时光荏苒，不经意间，初冬的脚步已悄然而至。那是11月的一个午后，王保春与王文耀再次拜访陈伯达。他们刚刚落座，尚未展开寒暄，王文耀便从随身携带的提包中取出了一份三十二开本的出版物，递到了陈伯达的面前。这原来是10月10日发行的《读书》杂志第十期，其中收录了陈伯达在5月22日所撰写的文章。文章的标题为《求知难》，然而，原稿中的副标题“记读《西游记》”并未在杂志上出现，而作者署名“纪训”的印记，却早已在稿件上留下了深刻的痕迹。
陈伯达曾指出，在众多国家的监狱里，作者们撰写不涉及时事政治的学术文章并成功发表，实属寻常。回顾解放之初，陈独秀因遭受国民党政府的审判而入狱，随之也丧失了公民权。然而，即便身处囹圄，他仍笔耕不辍，创作了《实庵字说》《老子考略》等佳作，这些作品亦曾在《东方杂志》上得以公之于众。
06
1983年9月的初秋，一场突如其来的寒风过后，陈伯达的腿疼症状急剧恶化，几乎到了无法行走的地步。无奈之下，他只得向公安局求助，寻求住院治疗的机会。当时，住院需经过繁琐的层层审批手续，往往需要漫长的等待。陈伯达意识到身体状况每况愈下，便希望利用等待的空档与周扬进行一次会面，于是向公安局提出了这一请求。数日之后，公安局给予了答复：周扬表示愿意会面，同时医院也已经做好了相应的安排。他们建议陈伯达先行接受治疗，待出院后再与周扬见面。陈伯达对此表示完全赞同。
不久之后，陈伯达被安置于位于北郊的解放军第二六二医院。
至十月上旬，媒体开始接连对周扬五月份就异化与人道主义问题所发表的观点提出公开批评。在此之前，尽管学界对于这一议题的看法各不相同，争执也主要局限于学术探讨的范围内，然而如今，这些观点已被提升到了质疑社会主义根基的高度。
陈伯达心中不禁涌起一股意外的涟漪，对周扬所遭遇的困境深表忧虑。他甚至开始怀疑，或许正因与周扬的频繁接触，才导致周扬陷入了进退两难的境地。于是，他派人转达给周扬，建议将两人会面的计划无限期推迟，以避免给周扬带来更多的困扰。周扬对此表示了认同。半个多月后，父亲终于康复出院，然而，不久之后，周扬却因病倒下。
1984年秋，陈伯达亦因薄一波在大连意外发表的言论而深受触动，健康状况急剧恶化，不得不入住卫戍区二九二医院。自此，周与陈二人的命运亦陷入新的困境。尽管他们的困境在性质和严重程度上存在差异，且当时他们地位悬殊，但他们似乎并未将这些放在心上，仍旧频繁派人互致问候。
周扬不幸陷入持续的昏迷状态，消息传来，陈伯达心情沉重，特地委派与周扬关系密切的王文耀转达他的关怀。苏灵扬听后情绪波动，感慨万分：“他身处困境，依然心系我们。以前不都过得去吗？为何现在情况竟恶化到这种地步？”在场的众人也纷纷表达了对这一不幸现状的不满和忧虑。
陈伯达曾向我谈及：“当陈独秀面临审判之时，昔日的留日同学章士钊毅然挺身而出，为他进行辩护。章士钊当时声望卓著，敢于为国民党的对手陈独秀挺身而出，实属难能可贵。陈独秀入狱后，胡适等友人也曾前往狱中探望他。如今革命已取得辉煌胜利，然而一旦有人陷入困境，周围的人却纷纷避之不及，这种风气实在令人忧虑。因此，我们应当对周扬，以及那些发表我文章的同志表示感激。”岁月匆匆，留给陈伯达与周扬的时间已所剩无几。
07
1988年9月27日，陈伯达不幸因前列腺肥大导致急性尿潴留，随即被送往朝阳医院接受治疗。步入十月，由于保守治疗未能取得预期效果，医院最终决定采取手术治疗。正当手术准备工作紧张进行时，陈伯达服刑的18年刑期——即10月17日——即将届满，公安部决定在病房内举办一场简短的释放仪式。
“他们想必已至，无需焦虑，只需稍作等候。”
约莫半个时辰的漫长等待过后，依旧未见丝毫动静。陈伯达不禁显露出几分不耐，他感慨地说：“我已年近八五，竟被囚禁于此，不知接下来又将遭遇何种新变故，实在是让人倍感无聊。”我于是好言相劝，试图让他心情得以舒缓。
“能否请他们加快进度？老人的健康状况不容忽视，长时间的等待恐怕对他的体力构成考验。”该青年略作犹豫，但很快点头答应，前去催促一番。大约九点四十分，一位身材颀长的公安部领导，在萧键与医院王浩书记的陪同下，缓缓步入现场。与他同行的一众陌生人，各自手提一把椅子，紧随其后步入屋内。
这间病房的空间不过十平方米左右。领导正安之若素地坐在沙发上，其他人则依次落座于木椅之上，而少数人则不得不将自身置于敞开的门扉之外，略感局促。
“别拍照，别拍照！我行将就木，还有什么可拍摄的？”青年显得有些不好意思，但还是趁老人不注意时快速地拍下了两张照片。而那台录像机没有开启声音，老人并未意识到有什么不妥。
萧键介绍：“这是公安部副部长。”（经过一段时间的沉思，我终于领悟到，他竟是自九大以来连续多届当选中央委员的于桑。于是，我请他发表讲话。）于副部长转向陈伯达，开口说道：“今日起，你的18年刑期已届满，此后我们便不再过问你的事。我们将安排你至北京市文史馆，由他们负责你的生活。至于那附加的5年刑期，也将由相关单位执行。你的生活待遇保持不变，并考虑到物价上涨，每月补贴增加50元，总计每月250元。老陈，你对此有何看法？”“附加刑5年”这几个字说得分量颇重，但“释放”二字却未提及。于副部长话音刚落，陈伯达便迫不及待地回应：“你方才所言，是否意味着还要再加5年刑期？我告诉你，无论是再加8年、10年，甚至100年，我都无异议，悉听尊便！”于副部长略显尴尬地回应道：老陈，今日本应属您欢欣的时刻。”然而，陈伯达却心情沉重地说：“我已迈入耄耋之年，加之身患重疾，生命之火即将熄灭，又何谈喜悦？再加上五年的刑期，我实在难以想象自己还能再活五年。”
萧键面露困惑，手中把玩着一份释放证明，显得有些不知所措。我忍不住好奇地问：““没什么，空空如也。”接过文件仔细查看，发现上面只简单地标明了释放日期，并未附带任何额外的处罚说明。显然，于副部长有意突出这一点，似乎并未考虑到这位年迈的长者可能的心情。这位长者无疑是当时我国最年长的在押人员。
08
“所谓‘天’，便是我们的党。听从天命，便是遵循党的旨意。”于副部长恍然大悟，点头赞同：“哦，我明白了，是听从党的安排。”
陈伯达稍事喘息，继而言道：“有一事须得提及。1948年，于阜平，国民党飞机突袭轰炸，耳畔响起飞机的轰鸣声，我急忙奔逃，一路狂奔不止。抵达毛主席的住处，我向他汇报，飞机正盘旋于头顶，形势危急，务必迅速撤离，务必迅速撤离。我目送毛主席及其随行人员安全抵达隐蔽之所，方才转身离去。飞机投下的炸弹，炸裂声接连不断……”言至此处，我心头涌上一股酸楚，情绪难以自控，不禁失声痛哭。室内气氛顿时变得庄重而肃穆，持续了数分钟之久。我拭去泪水，轻声表达了几句诚挚的祝愿。
萧键详细阐述了陈伯达被指派至北京市文史馆的相关细节。随后，他起身，逐一引见了该馆的书记兼副馆长徐世正，以及办公室主任范国慧等诸位领导。徐世正随即以文史馆的名义发表了简短的致辞。随着仪式的圆满结束，两名负责录像的公安局工作人员走至萧键面前，与他们握手的同时，他们解释道：“对此事，我们确实是知之甚少。”
09
时光荏苒，转眼间来到了1989年。“悲从中来，泪眼朦胧，恰似秋风扫落叶之际。”1989年7月31日，周扬同志不幸与世长辞。同月，尽管陈伯达手颤笔僵，但他仍以颤抖的笔迹撰写了悼词：“开创延安鲁艺，培育一代英才。缅怀周扬同志，时值仲晦，公元1989年8月。”周扬的家属在收到这份挽词后，迅速给予了回复。
一个多月后，即在9月20日，陈伯达不幸离世。领导部门随即发布指示，要求对其身后事低调处理。尽管如此，仍有数十位昔日的相识者闻讯后，自发前往殡仪馆，向陈伯达的遗体致以最后的敬意。在哀乐声中，众人的泪水如雨而下，哭泣声更是吸引了过往行人的目光。据悉，这样的场景在近年来实属罕见。那些特地从家乡赶来北京的亲戚，因当年的特殊状况，在天津遭遇了阻碍，最终只能无奈地半途而返。北京市文史馆的书记、副馆长以及办公室的工作人员，北京市公安局的几位干部，朝阳医院的医护人员，中新社以及香港大公报的记者，均参与了陈伯达的遗体告别仪式。作为唯一的官方机构，北京市文史馆献上了花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