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迟泽厚采访关光烈
迟泽厚（曾担任黄永胜的秘书，历任广州军区司令部办公室副主任及动员部部长）
关光烈曾任林彪秘书，原43军127师政委。
初识关光烈
关光烈
据我所知，关光烈是林彪麾下任职时间最久的一位秘书。
我与关光烈均是在上世纪50年代初由野战部队转调至中南军区机关，他供职于军区政治部组织部，而我则置身于司令部办公室，担任军区参谋长黄永胜的贴身秘书。我们各自独居于不同的院落，工作上也几乎互不干扰，因此未曾有过相识的机会。
1955年，中南军区主体部队经过改编，正式更名为广州军区。黄永胜担任该军区司令员一职，陶铸则担任政治委员。
我国军队的领导体系遵循党委集体领导与首长分工负责相结合的原则。陶铸同志虽然担任军区党委的第一书记，然而鉴于他主要负责中共广东省委的领导职责，军区党委的日常工作则多由第二书记黄永胜同志主持。
依照传统党委工作机制，政治机关承担主要职责。关光烈被任命为军区党委秘书，他的主要任务是负责通知会议召开及会议记录的整理。当黄永胜决定召开会议时，我便负责通知关光烈，而他则具体负责会议的落实工作。
军区党委常委办公会召开得尤为频繁，有时甚至每隔一个月，甚至十天八天便召开一次。我与关光烈之间的接触日渐密切，我们交谈甚欢，投机颇深。在那个运动频发、稍有不慎便招致责难的年代，我们无需彼此戒备。
林彪和Ｗ秘书的一段插曲
1959年1月，关光烈被调至林彪担任秘书一职。这次人事变动显得异常巧合，甚至带有几分不可思议。
自20世纪50年代中期起，林彪每年冬季均赴广州度冬，逗留时长往往达一两个月，有时甚至更久。为此，他特地在广州市政府为叶群谋得副局长一职，而林立衡、林立果姐弟则得以在军区大院对面的八一小学就读。
1958年12月，林彪携全家再度南迁。他们首先在广州逗留数日，随后，林彪夫妇移步至海南岛最南端，入住榆林要塞区大院内那座元帅府。新年伊始，他们重返广州，安顿于白云山军区鸡颈坑招待所的一号楼。
林彪彼时身为中共中央副主席，党内的排名高居第六位。然而，鉴于他当时正身处养病之中，中央并未对他进行具体的职务分配，因此他仅配备了一名秘书。
该秘书姓W，此人应为吴欣峰——编者注。他出身于上海警备区，主要职责是处理文件收发以及照料林彪的日常起居，堪称一名典型的行政秘书。在1958年彭德怀元帅主持召开的军委扩大会议上，我有幸与他有过一次接触，对他的印象平平。
林彪周围并无年轻女职员相伴，然而，有人向林彪举报，曾在海南期间，W秘书与招待所的女职员们有过过分亲昵的行为。
林彪素来话不多，秘书的日常事务通常由叶群负责处理。然而，不知何故，他今日竟兴致勃勃，将W秘书唤至面前，点明他近期“颇有轻浮之态”，并希望他能严加自省，注意言行举止。
林彪的发言确实把握得相当得体：首先，他选用“轻浮”而非“轻佻”一词，这使得问题的性质有所区别；其次，他仅仅指出“苗头”，尚未将其视为既定事实。
不料，该秘书的回应让所有知晓此事的人不禁感到震惊与困惑，他突然高声呼喊：“你这是诬陷！”
林彪未曾料及，昔日百万雄师的统帅，竟会遭受一名小秘书的顶撞。他一时间愣住，随即愤怒地大声斥责：
“你竟然仍未接受教育，请即刻离场，此处不再需要你的劳作！”
不料，那位秘书竟回以一句令林彪始料未及的话语：
“你不是国防部长，无权如此！”
林彪愤慨至极，满腔怒火，几十年来，党内军中竟无人敢如此无礼于他！他一时竟语塞，唯有指向W秘书的手指，表达着满腔的愤慨。
“你，你，你快走！”
林彪与W秘书间的激烈争执，声浪之大，竟惊动了整栋一号楼的工作人员，众人纷纷涌至现场。军区政治部保卫部紧急派遣的保卫干部陈维纲，迅速将W秘书带离楼外，对他进行了严肃的批评，并立即向上级进行了汇报。
在安抚了因愤怒而情绪激动的林彪一番之后，叶群亦向军区首长及时汇报了事态的最新进展。
此刻，司令员黄永胜正于高等军事学院深造，而军区日常事务则由政委刘兴元负责主持。在向刘兴元简明扼要地陈述了相关情况后，她提议为林彪选派一名秘书。
刘兴元不敢有丝毫懈怠，即刻下令军区政治部干部部迅速将几位顶尖秘书的档案转交给叶群，以便她进行挑选。在这批档案中，关光烈的资料引起了叶群的注意。
接下来是面试环节。关光烈仪表堂堂，面容慈祥，头脑聪慧，行事干练，知识渊博。他不仅拥有机关工作经验，还曾担任过连指导员，对基层情况了如指掌；而且，他出身于全军历史最为悠久的127师，该部队的前身是赫赫有名的叶挺独立团，战功显赫，被誉为“铁军”，林彪将军也曾在此部队服役。
林彪与叶群均对此表示满意。关光烈因此脱颖而出，荣任林彪元帅的贴身秘书。
他投身其中已近七年时光。起初的一年多里，他的身边仅有一位秘书相伴。
1959年9月，林彪同志身兼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要职，接任了在庐山会议上被判定为“反党集团”首脑的彭德怀元帅之位，并同时担任国防部长一职。
关光烈曾提及那往事。
自庐山返抵京城，踏入毛家湾胡同，便察觉到街道两旁增添了不少便衣警卫的身影。自担任国防部长以来，待遇自是截然不同。
为满足工作需求，“林办”应运而生，并陆续招募了多位秘书加入。叶群顺理成章地担任了“林办”的主任一职，而关光烈则成为了秘书团队的首领。
1965年，关光烈以一理由为由，请求前往部队工作，林彪与叶群对此予以批准，放其离开。他随后重返广州军区，被指派至127师担任副政委一职，三年后晋升为政委。至1969年底，关光烈所在的127师隶属于的43军奉命迁移至河南洛阳地区，并正式划归武汉军区管辖。
陷入林立果团伙包围
他未曾料想，正当他在师政委的职位上事业蒸蒸日上，军区众多领导对他寄予厚望之际，一场政治上的巨大危机正悄然降临，向他猛烈袭来。
1971年9月8日，关光烈正于军部参与党代表大会，忽接林立果自北京来电，声称“首长”有要事相商，命他即刻赴京。
自关光烈自“林办”离职后，便与之断绝了往来。他已远离多年，此次召见亦违背常规，究竟让他去执行何事？
然而，他无法直接询问。他向军政委王文德作了汇报，尽管王文德也对这情形感到几分异样，但面对副统帅的召见，他还是不得不前往。
关光烈一到北京，就发现事情糟了，林立果是在打着林彪的旗号，干非法的冒险勾当。他陷入了林立果一伙人的包围之中。
林立果向关光烈透露了部分“底细”，随之提出了众多要求，包括从127师调配喷火器、40火箭筒，以及筹集100套陆军制服等。然而，关光烈对此逐一婉拒，并未答应。
两日之后，林立果见其依旧毫无配合之意，无奈之下，只得命人购置了一张软卧火车票，将他送上列车，任其远行。
他重返部队之际，“九一三”事件突然而至。然而，起初，他与众多同级干部一样，对此事浑然不觉。关于此次进京的经历，他未曾向任何人透露。他选择缄默，自然无人过问，这亦是军中惯例。
一人做事一人当
终于，43军的领导们接到了来自上级的紧急通知：127师师长张万年（日后荣升军委副主席，军衔为上将——编者注）与关光烈同志一同被派遣至郑州，旨在参加一场至关重要的会议。
抵达郑州后，方知此行系河南省委书记刘建勋以武汉军区政委之职，对他们进行了个别交谈。
刘建勋与张万年进行了简短的交流，具体谈论了何事，不得而知。
在与关光烈交谈之际，我向他提及了林彪在发动武装政变失败后，乘坐飞机逃往国外的往事。我要求关光烈详尽地描述他抵达北京后所参与的活动，以及他接受了林彪的哪些具体指示。
关光烈直言不讳。
然而，刘建勋始终感觉心中有所保留，屡次敦促张万年放下疑虑，坦诚相告。他对张万年的态度及其动向亦表现出极大的关注，多次询问关光烈是否曾向张万年透露过前往北京的消息。
关光烈感慨道：“连妻子的秘密我都未曾透露，又怎能向他言说？”
这才不再问了。
在与我交谈之际，他言道：“我独当一面，事必躬亲，绝不能盲目附和，胡言乱语，以致误人子弟。”
关进秦城
关光烈不久转至北京。
在负责“九一三”专案的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纪登奎与其多次交谈后，纪登奎认为光烈同志已将事情原委阐述得十分清晰。纪登奎勉励光烈同志安心，强调此次案件牵涉的并非仅他一人，并计划在适宜的时机，一并宣布光烈同志及其他相关人员获得解脱。
他入住西山亚洲疗养院，那里的管理相对宽松，生活环境与饮食供应均十分适宜。他始终渴望尽快重返部队，与家人早日相聚。然而，谁料，此去竟成永别，音讯全无。
随着“四人帮”的覆灭，关光烈心中暗想，往昔那些或许受“四人帮”所扰的困扰，这一次应当得以解除。然而，他未曾料想，不久后的某日，他竟被强制押解至秦城监狱，瞬间由一名问题人物转变为了真正的囚犯。
这突如其来的沉重打击，令关光烈陷入了绝望与迷茫的深渊，疾病如潮水般向他涌来，他的容颜似乎在一夜之间老去。
闭门思过数月之后，他在河南的挚爱妻子得知了他的行踪，遂提出探望的请求，并得到了相应的许可。
妻子携同两个子女抵达秦城。关光烈现身之际，孩子们无论如何都难以将眼前这位形容憔悴的老人与记忆中的父亲画上等号。他们小心翼翼地轻声向母亲询问：“这是我们的爸爸吗？”
这位母亲在那一刻心中涌动着怎样的情绪？面对孩子的问题，她又将如何作出回应呢？
定为林彪反革命集团“同伙”
1980年10月，中共中央新领导集体正式宣布，将对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展开公开审判。在北京，负责审理这两个集团的主要犯罪嫌疑人的任务落在了北京市的司法机关身上，而其余60名被认定为“同伙”的人员，则由他们原所属的各大单位自行处理。
关光烈被调回武汉军区，其名字在名单上排名第44位。
关光烈接获消息：他涉嫌参与了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武装政变阴谋，罪行深重，依法将对其近期作出宣判。
1981年1月，随着北京“两案”的宣判落幕，武汉军区机关亦举行了一场盛大的会议，对关光烈做出了相应的审判决定。
在接到通知，要求关光烈做好参加宣判的准备之际，关光烈心中已预感到可能面临被戴上手铐、出庭受审后又被解除手铐的程序。面对办案人员，他语气庄重地说道：
“众位心中自有一本账，我的品行，你们也都一清二楚。若真到了让我戴上手铐出庭的那一日，可别忘了，届时我定会让你们颜面扫地！”
关光烈并未以手铐束缚之姿步入法庭。他最终被判处十年监禁。
我向关光烈提问：为何恰好是十年刑期，没有多也没有少？
他说：“因为我关了近十年。”
出狱后开店谋生
出狱之际，关光烈失去了一切：军籍、党籍、职务以及级别，无一幸免。在监禁岁月里，由于未能获得正式的定性，他仍享有工资待遇。即便扣除期间的食宿费用及零用钱，每月仍能余下一百多元。十年累计，这笔钱已累积至一万多元，在那个年代，这已是一笔可观的数目。
关光烈向相关部门追询那笔资金的去向，得到的答复是“已上交”。既然资金已上交，自然无法退还。起初，每月仅发放60元的生活津贴。
他的妻子，一位在解放战争年代毅然参军、自尊心坚毅的老兵，于1954年，在中央军委的安排下，与众多女兵一同转业。她随后在广州轻工业学校潜心学习四年酿造技术，最终成长为一名专业领域的干部。
昔日，她居于127师家属区。自关光烈遭受审查以来，她不愿再面对他人异样的目光，遂携子女二人迁至其任职的学校居住，坚决不再踏入营区之门。
她起初担任了数年小学教师，继而又成为中学教师。在关光烈被安置于洛阳之后，正值当地迎来改革开放的春风，她的专业才能得到了社会的认可。因此，她被指派至洛阳的一家啤酒厂，担任了厂长的职务。
为了谋生，关光烈在龙门石窟周边开设了一家文物店，主要服务于外国游客。随着他的名声在周边逐渐传开，附近的居民们对他都十分友好，并乐意伸出援手。
众多外国游客中，前往龙门观光的日本游客尤为集中。他们对中华文化的魅力颇感兴趣。关光烈先生精通日语，口才出众，且对历史与艺术有深刻理解，因此，他的生意十分兴隆。
1987年7月，我踏上了前往西藏的旅程，此行的目的，是为了缅怀那些在早年平叛作战中英勇牺牲的战友。在完成扫墓的仪式后，我特意选择了一条绕行路线，来到了洛阳，以期探望故友关光烈。我走进了那间简陋的居所，同时也不忘参观了属于他的文物商店。
自“9.13”事件落幕之际，关光烈身陷囹圄，长达十年。服刑期满，他于洛阳龙门石窟旁创办了一家专售文物的商铺。在1987年，关光烈（图左侧）正于其店铺中热情迎接一位贵宾（摄影：迟泽厚）。
鉴于此次重逢乃是在历经磨难之后，我担心触及他的伤痛，便有意避开了提及“九一三”事件的往事。然而，他似乎比我更加豁达，以轻松戏谑的口吻对我说：
“老迟啊，如今我经营着一家小店，自由自在，真是让人心旷神怡，充满了活力！若当时有这样的政策，又何须当年那般战战兢兢，承受那等洋罪，最终却落得一场空！”
他看似在正面表达，实则是在给予慰藉，但这反而让我心中更添苦楚，我还能作何回应呢？
两年光阴荏苒，他应往昔挚友之邀，携夫人再次踏足广州。他的人际关系广泛，旧识与昔日的部下众多，他南归的消息不胫而走，迅速在广州传开，湛江、海口，乃至广西诸多城市的老友与旧部亦纷纷得知，纷纷盛情邀请他共聚一堂。
他擅长书画艺术，因此在广州，向他求字求画者络绎不绝，人数多达数十，以至于他往往应接不暇。
在此期间，我与他进行了一次深入的交谈，他向我详细讲述了陷入那场政治风波的全过程。
2002年五月，我再次踏上洛阳之旅，专程探望关光烈。首先，我至其府上拜访，紧接着，两天后，关光烈亦至我下榻之处，予以回访。每一次会面，我们总是畅所欲言，无拘无束地深入交谈。
此刻，我已与众多“九一三”事件的亲历者有过交流，并研读过一些寻常人难以接触到的资料。这些经历让我对此次事件有了更为深入的思考。
为深入探究此次影响深远、意义重大的政治事件，尽管其被人为地涂抹上了一层迷雾，我不禁向他提出了诸多问题，其中不乏一些触及敏感领域的内容。他始终坦诚地分享了他的见解。
迟泽厚、关光烈谈话纪要
迟泽厚透露，据一份文件记载，自全国解放以来，林彪一直以生病为由，疑似在装病。那么，他究竟是否真的有病呢？
关光烈坦言：“自是有所疾患。早年，于1938年，曾不幸遭受国民党晋军的误击，留下枪伤之疾。至于后续的奇异病症，则多源于衡宝战役期间的遭遇。”
1947年，我有幸在东北一瞥林彪的风采，当时他的身体状况颇为健朗。1949年随军南征，却屡屡未能捕捉到白崇禧部的主力，49军在青树坪亦遭受了微小的挫折，他的心情颇为焦虑。林彪用兵从不轻率，他日思夜想，不断调整战术部署，几夜几日未曾安眠。
衡宝战役刚告一段落，白崇禧麾下最为精锐的部队便遭到全歼，其支撑之力已尽，不得已返回武汉寻求疗养。
此番，他再次踏足北京，时任总后卫生部副部长的傅连暲特意安排，为他注射了名为“苯巴比妥”或“鲁米那”的镇静剂，此药素有助入睡。
自林彪遭遇不幸之后，流言蜚语四起，有人诽谤他沉迷于鸦片、注射吗啡，实则所指的正是此类药物。
自加入林彪的工作团队以来，他依旧日复一日地注射这种药剂。负责为他注射的，是一位男性卫生员——林彪身边并无女性工作人员的陪伴，叶群曾解释称，这是为了维护首长的形象。
林彪通常在晚上11点左右入睡，睡前会注射一针，注射完毕后，便不宜再打扰他。
翌日清晨，林彪习惯性地向正在接受注射的战士们分享前一晚的心得，并持续对经验进行深入总结。
林彪罹患的奇异病症，其核心症状为神经高度亢奋。他对光线、水与风均怀有恐惧，一提及腹泻便不自主地发作，提及感冒则瞬间病倒。
他感冒时的症状与众不同，仅以汗出如浆，而鲜少出现喷嚏。即便染病，他也绝不卧床休养，而是笔直地坐在沙发上。这让众多医生对他的病症难以捉摸。
林彪体内留存着一颗子弹碎片，嵌于骨骼之间。鉴于手术风险较高，至今尚未进行取出。
林彪虽无重疾缠身，但其多数内脏功能尚属正常。
迟泽厚提问：有人指控林彪假装生病，称其一顿饭可以吃掉一只兔子，这真的是事实吗？
关光烈惊呼：“这怎么可能！”林彪的饭量极其有限，而且进食习惯颇为奇特。他所点的菜肴，除了盐之外，不再添加任何调味品。
一餐饭往往仅是几条小鱼，几片瘦猪肉，一份青菜，一盅汤，以及一个小馒头，食物的选择日渐受限。
迟泽厚提问：林彪在庐山会议上取代彭德怀担任国防部长时，他内心是怎样的想法？
关光烈坦言，林彪向来喜怒不露于颜，我未曾听闻他在私下对彭德怀有何议论。然而，我有两次亲眼见证了他坚决辞去国防部长的决心。
在庐山会议的某个间隙，彭德怀遭受了批评，随之被免去职务，而林彪则被任命为国防部长。某日会议休息之际，我前往林彪的住所（我们并未同住），他要求我向总理通报，称自己身体状况欠佳，不宜继续担任国防部长一职。
他明确表示要总理向毛转达。
叶群在场，但她未发言。
我转身步出屋门，朝着山下的方向前行，未及行出二十余步，叶群便从屋内匆匆走出，将我拦下。她示意我暂缓拨打电话，表示她需要先与“首长”进行一番商议。
此事此后便石沉大海，不得而知叶群与林彪之间的具体商议详情。
那是在1962年三月的一个寻常日子里，林彪不幸患上了感冒，叶群便乘坐林彪的“吉斯”轿车前往了王府井的百货大楼。她嘱托我向毛泽东同志起草一份报告，内容陈述林彪因健康状况堪忧，恳请辞去国防部长一职。
我立刻草拟了一份文稿，并向林彪呈阅。他审阅后表示满意，于是我即刻前往办公室进行誊写。完成誊写并仔细封装后，便静待林彪的车辆返回。由于当时林彪处仅有一辆汽车，而且这辆车是唯一能够驶入中南海的。
叶群归来了，甫一相见，便迫不及待地询问我外出期间有何见闻。我遂将林彪召见我并嘱我写信之事娓娓道来。
她紧张地问：发了没？
我说还没有发。
她终于松了一口气，随即下达命令：“压制，再压制！待我传令。”
她郑重叮嘱：今后无论林彪交办何事，即便情况紧急，也务必待她归家后，方可着手处理。
林彪呈递给毛泽东的报告，至此便不了了之。至于其中具体内容，外界无从得知。
迟泽厚：你如何评价叶群？
关光烈指出，这位女性野心勃勃，手段亦高。林彪对于“复出”之事并不热衷，甚至可以说是被动的。然而，叶群却对此情有独钟。若林彪不愿“复出”，那么叶群便无法崭露头角。究其根本，她的目标是成为第一夫人。
林彪与叶群之间存在着矛盾。表面上看，叶群似乎对林彪心存畏惧，对林彪的意志百依百顺，竭力取悦于他。然而，她暗地里却有一套应对林彪的策略，并在某种程度上对他产生了显著的影响力。叶群所做的大多数事情，林彪都全然不知情。
迟泽厚：如何看待毛、林关系？
关光烈补充道：“让我们来探讨一些具体情形。当秘书向林彪呈递文件时，若文件中包含毛泽东的指示，他会毫不犹豫地将该文件保留下来，随后反复仔细研读，边读边做标记，勾画线条，深入思考指示的深刻内涵，并深思如何准确执行、妥善迎合。”
要说林彪对毛有多么深厚的感情，我看未必。
迟泽厚提问：众多人指出林彪性格孤僻，那么他如何看待并处理与他人的交往？
关光烈：林彪确实性格孤僻内向，少言寡语。我曾问过林彪的三弟，他说林彪从小就是这样，不爱讲话。所以，这并不是他官做大了带来的毛病。
他并不热衷于社交应酬，鲜少踏足他人府上，对于接待外宾、参加会见以及登临天安门等场合，他尤为感到厌烦。
他与罗荣桓元帅堪称数十年的并肩战友，在工作层面，二人关系堪称融洽，然而私下里，彼此间却鲜有交往。
尽管在1963年12月听闻罗帅不幸离世的消息时，正值大雪过后，道路湿滑，出行极为不便，他仍毫不犹豫地命令我即刻安排车辆，陪同他一同前往医院，以便他能够单独与罗帅的遗体进行告别。
在众多杰出的军事将领中，林彪尤其看重粟裕。他曾经嘱托我代表他，特意前往医院探望粟裕。面对此举，粟裕显得颇为从容，并未流露出过多的感激之词。
尽管林彪不喜与人交往，然而对于造访的宾客，他依旧保持着一丝不苟的礼貌。在我任职“林办”期间，他曾明确指示，凡属政治局委员级别的领导人物，均可随时造访，不受限制。“文化大革命”之后的情形，我却不得而知。
此外，他特别叮嘱道：刘亚楼、陶铸、黄永胜、韩先楚这四位老部下将前来与他见面，无需先行请示。
他擅长发掘并运用部下的专长，对于那些看似全能的人才，他并不特别青睐。尽管自尊心颇为强烈，但在工作中遇到问题时，他通常不会将责任归咎于下属。
迟泽厚：见过林彪的手令吗？
关光烈回忆道：“林立果将我骗至北京，诱使我参与他们的活动，并向我出示了一封据称是林彪所撰写的‘手令’。”
“手令”并非仅有单份，既有横幅式样的，亦不乏竖排版式的。
他们取出那件物品，我并不觉得意外。在我任职于“林办”期间，叶群便曾对秘书们言道，鉴于首长书写不便，众位不妨模仿其笔迹，必要时亦不妨代为批阅与签署。
诸多秘书热衷于模仿林彪的书法，对此，我明确表示了我的反对立场。我言明：纵然你们的学习态度我无力阻止，但我个人却决不效仿。
“小舰队”中也有人模仿林彪的字。“小舰队”有些人还是很聪明的。
迟泽厚疑惑地问：“我有些不明白，兄台您阅历丰富，曾在中央担任多年秘书，既然您已经认定林立果是在利用林彪的名号从事非法活动，为何不亲自前往中南海进行汇报？若您当时报告，或许能阻止这次灾难的发生。”
（关光烈晋升为副军职，并任命为43军政治部主任的命令已拟定完毕，正待公布于众。然而，“9.13”事件爆发，该命令随即被取消，关光烈亦被逮捕，并接受了相应的审查——编者注。）
关光烈：如今追溯往昔，一切似乎变得明朗起来。然而，在那个时刻，事情发生得太过突然，又有谁能料到其中的原委呢！
然而，我深知其中关系错综复杂，一方是伟大的领袖，另一方则是所谓的副统帅。自离开北京已有六七年光景，我对内情一无所知，若贸然行事，恐怕会引发无法预料的重大问题！
况且，我的行动受到诸多限制，林立果等人对我实施了监视。
再者，自离中央机关已有数载，即便内心真切的渴望向上级传达实情，亦觉路径曲折，遂作罢论。罢了，只能接受命运的安排。反正，我并未行恶，这便足够。
迟泽厚问：林彪想过自己结局吗？
关光烈表示，林彪素来情感内敛，不轻易流露。然而，根据我的观察，他对于自己的命运似乎有所预谋，只是未曾料到结局来得如此之快，如此凄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