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摘自《王鼎钧回忆录》（三联书店，2013年1月版）
作者：王鼎钧
在抗日战争爆发之前，山东境内并无中共一兵一卒。民间流传着“七支钢笔入山东”的说法。彼时，中共只能秘密开展活动，被称为地下党。随着西安事变的解决，中共从地下走向地面，开始公开行动。因此，国民党人士屡次声称，西安事变实际上挽救了中共，他们对张学良和杨虎城抱有怨恨。
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共党员得以深入农村，展开征兵、征粮及募款购枪等工作。山东籍的共产党员返归故里，凭借一张由山东军政首长出具的证明文件，便能在乡里发展抗战所需的游击武装。随着人马壮大、地盘拓展，便需设立党组织，并委派乡长、村长，进而形成了解放区。据《天翻地覆三年间》一书记载，抗战初期，全国共有七十个解放区；而抗战胜利之际，全国解放区数量已增至两百个。
【转换失败】：山东土匪多，国民政府允许民间拥枪自卫，抗战发生时，山东民间自卫存枪越过三十万支。抗战发生，地方以自卫武力为基础，发展抗日游击队，一度超过一百万支枪。中共赤手空拳，从头做起，竟能把这百万人马吃掉十分之九，累累战果，对中共的成长极有帮助，世人注意中共接收日本关东军的武器，忽略了中共并吞了山东的地方武力。有些史家说，抗战期间，国共双方机会均等，而中共后来居上，并不能完全用西安事变和日军侵华来解释。 【失败原因】：(系统检测到该文本可能包含不安全或敏感内容，请您检查文本并避免提交此类内容，感谢您的配合。)
中国共产党成长壮大的脉络，时至今日，尚无一部全面之作问世。《资治通鉴》就我个人体会而言，中共之所以能够取得胜利，关键在于其行为模式与国民党形成鲜明对比，这里的“行为”特指行动方式，而非动机或最终结果，“动机”难以捉摸，“结果”已成定局，“行为”才是决定性的因素。国共两党的“相反”，不仅普遍且深入，几乎可以被视为两种截然不同的文化，一者追求生命，一者崇尚克制。可以说，共产党是国民党的“宿敌”，尽管国民党制定了一系列反共制共的策略，实则难以阻挡。即便高喊“向敌人学习”，实际上也是心有余而力不足。
简而言之，国民党在处理事务上擅长以简驭繁，其社会组织业已成型并有效运作。国民党顺应这一运作模式，依赖由此产生的关键人物，掌握这些人物即等同于掌控了社会。地主是佃农的核心纽带，资本家是工人的关键连接，校长则是学生的核心代表；一位校长的影响力堪比全校学生，一位地主的影响力等同于整个村落的佃农，一位厂长或董事长的影响力则可匹敌其旗下千名工人。国民党对此类人物特别关注，重视他们的代表性和影响力，并特别关照他们的利益。
共产党勇于直面挑战，采取逆向思维，推行“农村包围城市”、“以小搏大”的策略。它紧密团结贫农，摒弃地主阶级；与工人阶级携手，摒弃资本家；与学生群体并肩，摒弃教育部长。即便一部总机连接着一千部电话，它也能让九百部电话陷入沉默。在全民抗战的号召下，它理直气壮地组织学生与农民，深知战场之上，依靠的是众志成城，而非少数人的力量。待民众组织得力，军队训练有素，政治运动如火如荼，当务之急便是齐心协力摧毁那些关键节点，重塑社会秩序，一扫而空！
谈及社会变革，那段岁月的核心标志便是“土改”。山东地处农村，地主阶层亦较为密集，山东人民对土改的体会尤为深刻。农民与土地密不可分，他们渴望拥有一方属于自己的田地。多少农民辛勤劳作，却难以实现这一愿望，而地主，尤其是那些大地主，却拥有着无数的土地。“一家得温饱，千家生怨气”，佃农对地主怀有深深的积怨。共产党到来后，将地主的土地分给了佃农，因为“这土地本应属于你们”，农民们激动不已。随后，中共又宣布，必须将地主彻底打倒，根除隐患，防止其死灰复燃，夺回土地。饱受危机感的农民，在中共的指导下，将地主斗倒、斗伤甚至斗死，从而与地主阶级结下了血海深仇。至此，农民已无路可退，无处可藏，唯有紧随中共的脚步，投身军旅，献出自己的一切，以防止地主的保护者国民党卷土重来，向他们索债。
山东的土地改革战事惨烈，有“五岳归来不看山”的说法，而山东便被誉为土改的“东岳”。在描绘土改的文学作品中，《芙蓉镇》仿佛一场孩童间的嬉戏，仅是模拟而已。《白鹿原》其内涵颇为深刻，其中若干细节尤为引人注目。譬如，一位长工对雇主怀恨在心，因为雇主走路时总是昂首挺胸，所以在土地改革期间，长工特意打断了他的腰，致使他余生再也无法挺直身体。
北京大学历史系刘一皋教授指出，农民的愿望远非仅仅满足于“一点点”的改善，他们的梦想常常是“一跃而上，直达顶峰”。据我所知，土地改革彻底实现了农民的幻想：他们得以用铡草的大刀将地主“斩首”，或以沸水浇淋至其丧命。斗争大会高潮迭起，地主苦不堪言，恰逢会场旁有一口井，他遂跳入井中，溺水而亡。今日的斗争虽已告一段落，但明日的斗争依旧难熬。夫妻二人头顶着“光前裕后”的门楣，面对面吊死。考验愈发严酷，刀锋转向内部，儿子清算父亲，妻子检举丈夫，即便是最亲密的朋友，也可能掌握着你最深的秘密，并拥有将你置于死地的资格。
现今的大学教授在其论文中，对这一问题进行了轻松自如的剖析，“纵然清算活动严格遵循法律的规定，但这些法律条文多属原则性规定，缺乏实际的严密性。加之运动进展的深入，政策亦随之调整，简单的解释在实际操作中难以发挥实质性作用。”
外祖母，一位历经多年独居的资深妇人，她的家产早已被舅舅悉数变卖，尽管如此，她仍保留着地主的身份。在土地改革的无情浪潮中，她依照规定被迫“扫地出门”，一无所有，既无田产，亦无栖身之地，生活陷入绝境。她最终在村头的一间简陋的席棚中离世。我的那位骑驴四处游击的舅舅，乡间传言他未能安享晚年。我费尽周折，终于找到了舅舅留下的两个儿子。当时，中共颁布了一系列文件，旨在纠正运动中过于激进的措施。如今，这些文件已公之于众，我们得以从中窥见，当年各地普遍出现了群众暴力致死、逼致死人的惨剧。这些过激行为的纠正，是在它们广泛蔓延之后，当障碍被扫除，社会得以净化之时进行的。
那时，“逃亡地主”子弟组成还乡团随同国军踏入新近解放的区域。国军本应运用这些人安抚乡里，赢得民心，然而他们却将枪械子弹发放于他们，教导他们去行凶复仇！这些年轻后辈原本是民间持枪自卫的中坚力量，多数人参加过游击战，或与共军有过交锋，面对血流成河的景象，他们下手毫不留情。国共交锋之际，共军撤退，国军暂未进驻，留下了短暂的真空期，默许还乡团先行一步，“惩罚奸民，铲除障碍”。还乡团将那些曾为中共工作的人、夺走他们土地的人、在斗争会上活埋其父母的人杀害，而这些受害者曾是他们的邻居、佃户或仆役。还乡团杀人毫无章法，路上遇到便杀，田间遇到便杀，家中遇到便杀，当时农民耕地时常常能挖出尸体。国军犯下了诸多错误，而这不过是其中之一。还乡团的杀戮行为，迫使那些百姓与中共命运相连，从此再无回头之路。
兰陵王族是鲁南的一座“封建堡垒”，土改将之彻底摧毁，王氏族人也就出了几个还乡团的杰出团员。我有一个同族的叔叔，他逃到徐州郊区的九里山做难民，还在九里山野地里枪杀了他家的长工。他逃难逃到上海的时候，还藏着那把手枪。他看见上海市这么大，这么复杂，人和人又这么陌生疏远，以为可以藏身其中，苟且偷生，他低估了中共的统治能力。兰陵公安局派了一个人到上海南京寻找有血债的地主（认乡队？）把他揪出来押回兰陵，在镇中心的大街口枪决。
那时出现了一个新名词：“造匪”。陶行知在《申报》发表《论剿匪与造匪》，他说今日“一面造匪一面剿匪，匪既不能以剿而绝，或且以剿而势日大。官逼民变，民安得不变，既逼民变，复从而剿之，事之可悲，孰逾于此”！若说“造匪”，源远流长，国民党始则联俄容共，继而团结抗战，千千万万人都和中共沾上关系，国民党的政策可以任意改变，这些人的历史不能随手涂抹，只因与“匪”偶然结缘，在国民党的档案中一世难解，这些人到了台湾，处境尤其艰难。而且陶公只读半部水浒，他只记得高俅逼林冲上山，忘了宋江也逼卢俊义上山，既有林冲又有卢俊义，《水浒传》这方显其丰富与深刻。中共的土改、学潮自不必多说，而国军则常在夜半时分出城，前往卫星村落征召壮丁。乡村的年轻人们因惧怕被征召，不敢在家中安睡，纷纷逃往城郊野外露宿。中共则提供了招待所，供他们免费食宿，短短数日，便在他们心中留下了深刻的烙印。国军将他们视为通匪者，列入黑名单，使他们回家后难以安生，唯有选择离家，正式“投奔”中共。
常言道，“人多必乱”，故而国民党对群众心存畏惧，与之保持距离。而中共坚信，“人多力量大”，即便明知前路荆棘满布，亦勇往直前。在组织化的训练之下，个体的特性逐渐消融，集体意识和公共运动成为主导，每个成员都成为党的忠实工具。于是，千千万万的人如同统一的整体，西方人形容为“铁板一块”。北京大学刘一皋教授则用他深邃的学术语言，将这一现象精妙地概括出来。
新的编村制度已全面推开，显著增强了政权对农村的直接管控，根本性地重塑了过往较为松散的行政架构。在乡村，设立了村民委员会、村武委会、民兵治保员等机构，这些机构的职能广泛，涵盖生产、自卫、治安、财政、文教、调解、贸易、合作社等各个领域，几乎囊括了农村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与此同时，农村普遍成立了共产党支部、农会、工会、青年救国会、妇女救国会、儿童团、识字班、互助组等群众组织，传统以血缘和地缘为基础的组织架构或被废除或加以改造。每一位村民都需依据自身的政治面貌、经济状况、性别、年龄和文化程度等因素，加入不同数量的各类组织，从而使农村社会得以纳入一个结构严密、组织有序的网络体系之中。
沂蒙山区战场上，中共的组织能力展现得淋漓尽致，实现了军民融合、紧密协作。无论是进退有度、行动飘忽的国共对抗，还是共军未至、宣传队先行，都体现了对民众的深切关怀。宣传队不仅向老大娘、老大爷们亲切解释为何而来，更在部队撤离后，耐心解答为何而去，承诺再次来访。他们逐一走访居民，检查家中是否整洁、是否借物未还、是否损坏物品未赔。在秦皇岛时，我五叔常与上校爷爷通信，多次提及共军在山东山地的坚壁清野战术之彻底。他的描述后来在文史资料中得到了更为生动的记录，使得那些无名英雄的英勇事迹得以传颂。战守期间，民众积极协助共军冒险争先，断路、埋雷、割线、炸桥，阻拦国军前进。他们不惜砸锅卖铁、拆屋喂马，全力支援共军作战。民众甚至以树为家，利用树木间的绳索进行通信，草木皆兵。他们将家当丢弃山谷，使国军望谷兴叹，马匹无法觅食，生活必需品亦无从寻觅。七至十五岁的儿童也积极参与情报搜集，偷运军需物资，甚至放火烧毁汽车。有关研究报告指出，青少年容易受到暴力和枪支的诱惑，他们的人生经验尚浅，因而更能培养出绝对的忠诚，无畏无惧，英勇无畏。
昔时，位于山岭与乡村的山东解放区虽然生活困苦，但当地人民倾尽所能支援人民解放军的物资需求。1947年1月发生的“鲁南战役”，国共两党激战十八个日夜，据《苍山文史资料》记载，仅苍山一县就向解放军提供了四万双毛线袜、两万斤干菜、五千斤花生米以及一百二十万斤公粮。家家户户将枕头套改作口袋，一万名壮丁踊跃参军，家中的主妇们不分昼夜地蒸馒头、烙煎饼，连续九天九夜未曾休息，以至于许多人在过度劳累中昏倒，甚至衣袖被火烧也不察觉。1948年9月，解放军攻打济南，我的家乡兰陵与外婆所在的南桥镇，两地夜以继日地赶制，共磨出七万八千斤面粉，提供四万六千七百一十块门板作为担架材料。当年山东遭遇春旱，有两百万饥民，鲁南地区受灾尤为严重。战史赞颂淮海战役中民众的“支前”精神，山东动员了两百万民工，运送了三十五万公斤食油、三十六万公斤食盐、四十三万公斤肉。兰陵一镇便需负责一个师的物资补给与担架任务。各地的百姓推着小车，将物资源源不断送到前线，千里车队昼夜不息。这等壮丽之举，实乃神奇而不可思议。
国民党虽竭尽民力，但并未达到如此地步，它也无力达到如此地步。国民党编织神话，但想象力并未如此丰富。中共曾指出，农民自私且守旧，不会自发放弃财产，必须采取特定措施。究竟要“如何如何”才能实现“国民党自捕鸡，共产党送鸡上门”？答案或许能在“人民民主专政”这一核心理念中寻得。学者既要捍卫学术诚信，避免谎言，又要顺应现行政策，不宜直言不讳，于是发展出一种含糊其辞、避重就轻的表达方式：“众多任务主要依赖于一部分积极性较强的分子，尤其是少数干部的强力推动才得以实现。”……“运动本身是民主的体现；然而，这种大规模且带有激烈阶级斗争性质的运动，在实施过程中往往违背了民主原则。”真是伟大而壮观！神奇而神秘！自私守旧的农民竟然自发放弃财产，他们“舍弃了自我”。
过去，很多人认为，共产党采取的是“群众路线”，而国民党则奉行“领袖路线”。他们想方设法赢得领袖的信任，结交领袖身边的亲信，耗尽他们的精力，自以为这样就能解决问题。据文史资料记载，中共在东北布局时，有22位中央委员离开城市，脱下皮鞋，穿上农民服装，无论文武、男女、资历，全部深入农村，这让国民党人难以想象。段彩华所著的黄伯韬传记中提到，国军在山东战败，中央政府追究责任，指责黄伯韬指挥不力。黄伯韬在辩解时，列举了山东战役的种种困难，其中之一就是缺乏准确、详细的地图，他们只有三十万分之一的地图，且多处与实际地形不符。我阅读了国军将领廖明哲的自传《了了人生》，他在书中也提到了国军作战的不足，“缺乏图上实地侦察”。国民政府在山东统治已长达15年，为何仍未测绘五万分之一的地图？一位曾在相关部门工作的朋友告诉我，专业人员根本无法外出实地测量。国军失去民众支持，情况已经严重到这种地步。
我国人民常言“离乡作恶，回乡为善”。在平日里，乡里乡亲们碍于情面，往往无法积极整治弊端。而战时，国民党军队来去匆匆，缺乏责任心，四处欺压百姓。我仍记得抗战前夕，国民政府推行“土地陈报”政策，要求乡镇政府详细调查每家地主的土地数量，以便征税，确保税负公平。然而，当时地主普遍存在逃税行为，故意少报田产，因此偌大的兰陵竟无人愿意承担这项工作。镇长（同时也是族长）找到我的父亲，费尽口舌，终于说服他答应下来。父亲以正直著称，从不为任何人伪造数据，因此得到了众人的信任，办理此事时遇到的阻力相对较少。在那个时代，人们并不愿意在老家担任保安团长、警察局长、税捐处长等职务，因为这些职位往往会让子孙背负债务，结下来世之怨。他们选择远赴他乡担任这些职务，一旦作恶便一走了之。
“太过封建，称呼同志即可。”他们对兰陵每一户人家的屋顶上所经历的风雨阴晴了如指掌，对屋内恩怨纷争亦不陌生。他们深知每个人的性格、能力、知识水平、成长经历以及人际网络，甚至包括那些不愿为人所知的隐私。正是凭借这些优势，他们在推行中共政策时显得游刃有余。他们坚决摒弃亲情，并非如同包拯那般断案如神，他们作为“新人”，以己度人，致力于培育更多的新人。
国军中的部分将领因远离民众而连遭败绩，即便战败亦难以逃脱。据知名记者龚选舞在其回忆录中提及，济南陷落后，王耀武仅带一副官，假扮商贩出城，行至寿光县地界。王耀武如厕时，副官守候在门外，“事后”，王耀武伸手，副官急忙递上洁白的卫生纸，却暴露了身份。我由此联想到，李自成攻破北京，崇祯帝逃出皇宫，在煤山自缢，他如何能系结绳索？又是谁为他系结？临沂专员王洪九常与百姓为伍，兵败后，他伪装成牛贩子北行，随后赶牛南返，沿途卖牛筹集路费。最终，他抵达徐州脱险。
在我执笔撰写此文之际，我正身处繁华的纽约城。我常言，生活在纽约的人们仿佛需要九条生命：一条维系着对子女的无私付出，一条应对上司的严格要求，一条应对国税局的细致审查，一条抵御盗贼的潜在威胁，一条与艾滋病等疾病抗争……
教徒留命给神明。
若身为华侨，务必保住一条生命以奉献于祖国。单是一条生命或许尚显不足，人为的灾难或许能将你气绝，而自然的灾害亦可能让你在焦虑中丧命。
人生之苦，累，沉重，令人不堪重负。世间以生命为儿戏的现象屡见不鲜，我们拆东墙补西墙，究竟还有几许生命力可供挥霍？（纵然信仰无神论，生命亦不可轻慢。）又怎能将生命轻易抛掷，对非洲苦难的人民置若罔闻？（即便成为自了汉，生命亦不应被漠视！）
猫咪据说拥有九条命。想来，众多之人或许与猫有着某种共通之处。若真只有一条命，今日的我绝不可能坐在此处挥毫泼墨。我的故乡故人，他们的一条命奉献给了黄河，一条命献给了抗击外敌的抗战，一条命献给了内战的烽火，一条命投入了土地改革或是“文革”的风雨，还有一条命投身于“资本主义的生产方法”。然而，我们依旧健在，隔海相望，共度时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