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北、豫东以及淮海。其中，淮海战役的第二阶段尤为紧张。我曾连续七昼夜未曾合眼，直至美尼尔氏综合症的发作。即便带病，我也坚持指挥战斗。战役落幕之后，病症愈发严重，以至于我未能出席七届二中全会。”
粟裕紧张有因。
在那个关键时刻，粟裕亟需做出精确的判断：随着黄维兵团陷入包围，徐州的杜聿明部究竟会采取何种行动？
战局在1948年11月28日那日显得尤为紧张。蒋介石紧急致电杜聿明，命其火速前往南京参加会议。在抵达南京之前，杜聿明深信，要破解当前的僵持局面，增兵实为上策。一旦兵力占据优势，他便能自如地调整战术，以奇兵制胜，此前的碾庄战役中，他率部突袭潘塘的成功便是明证。
然而，抵达南京后，顾祝同面露苦色，对他说道：“即便是我，也面临着棘手的困境，尽管想尽了一切办法，却连一支部队都无法调动。”
南京已无暇分兵支援，杜聿明面临的选择唯有二：一是坚守徐州，二是寻求突破包围。
杜聿明非同小可，鉴于后方已无机动兵力可供调用，且军中同仁多存有见死不救之弊，他深知固守徐州无异于坐以待毙。为扭转不利局面，他明白必须尽早制定计划，迅速从徐州撤离。
率先察觉到杜聿明撤退意图的，正是中央军委。
恰是同日，11月28日的深夜22时，中央军委向中野和华野下达指令：“在黄维被解决之后，务必考虑到徐州之敌有可能逃向两淮或武汉的可能性。”
接到电报后，粟裕即刻于29日凌晨召集华野司令部的紧急会议，对敌我双方的形势进行了深入分析。尤为难得的是，在如此关键的时刻，粟裕并未受到军委电报的左右，而是在会议上展现了全面而审慎的研判。
粟裕分析，杜聿明在徐州实施突围时，存在三个潜在的方向选择。
首先，沿陇海铁路向东，途径连云港，选择海上路线进行南撤。此方案之优势在于，能够以最快速度将徐州之守军撤出，从而规避被围剿的险境；然而，其弊端亦不容忽视，即在短时间内需集结运送三十万大军，对船只的承载能力提出了极高的要求。若船只数量不足，一旦遭遇追击，撤离徐州的部队将不得不面临背水一战，无路可退，陷入被逼至海边的绝境。
其次，选择直趋东南，途径两淮，再经苏中转向京沪。此方案的亮点在于能够有效绕过华东野战军的主力，避免正面激战；然而，其弊端亦不容忽视，沿途河流交错，水网稠密，这对重型装备和大规模兵团的行动极为不利。此外，该区域属于解放区，因此在行进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受到解放军地方部队的阻截。诸多不利因素叠加，若处理不当，极有可能陷入困境，难以自拔。
三是选择向西南方向撤退，沿着津浦路西行。此方案的益处在于，津浦路西侧地势开阔，道路平坦，有利于机械化重兵团的快速移动。此外，此路线距离黄维所部双堆集最为邻近，能够与李延年、刘汝明形成南北夹击的格局。若南北夹击进展顺利，便能实现一石二鸟之效，既可迅速解救黄维之围，又能有效集结兵力，巩固淮河防线。然而，此路线难以避开华东野战军和中原野战军的主力，因此，大规模的战斗和激烈的冲突在所难免。
将这三种可能性一一陈列，经过细致的利弊分析后，粟裕进一步得出结论：首先，杜聿明不会在黄维部队被全歼后才撤离，他很可能在此时选择提前放弃徐州；其次，杜聿明的撤退路径很可能并非两淮，而是向西南方向。若他成功与黄维兵团汇合，战局或将发生剧烈反转，对我方构成极大威胁。鉴于此，为了防范最糟糕的情况发生，华野在兵力部署上应将重心置于防范敌人向西南方向逃窜。
对照军委的电报，细究粟裕的结论，不难发现他在杜聿明的撤退时间和路线选择上，持有独立的见解和不同的判断。军迷们将粟裕尊称为“战神”，这一历史细节恰是最好的佐证。它不仅凸显了“战神”卓越的战场洞察力，更彰显了他坚守战场真理的坚定勇气。
关于粟裕的判断，华东野战军中的谭震林、陈士榘、张震等人纷纷表示赞同。他们认为，杜聿明无论从哪一方向企图撤退，都已处于力不从心的境地。然而，越是如此，就越需要警惕他孤注一掷的冒险举动，以防他不顾一切地与黄维兵团汇合。
在粟裕的带领下，几大巨头达成共识，华野司令部遂作出决策，将主力部队沿津浦路两侧呈弧形布防于徐州以南，旨在保障中野能够成功围歼黄维兵团。同时，亦做好了应对杜聿明部向西南方向溃逃的准备，计划在野战中将其彻底围歼。
毛主席胸怀开阔，智慧超群，在接到华东野战军的电报后，中央军委迅速作出回应，复电中表示：“对各项估计及部署均表示满意。”
然而，正当粟裕准备着手部署之际，局势突然发生了戏剧性的转变。
11月29日，上午10时、午后4点以及傍晚9时30分，身处前线指挥岗位的谭震林、王建安、李迎希三位将领，陆续向中央军委及粟裕将军发送了三份关于敌情的紧急通报。
通报的核心内容指出，依据前线的侦察分析，敌方的主要力量集中在了东部地区；邱清泉、李弥、孙元良所率的部队支援黄维的行动，不过是一种辅助措施，而他们自身的脱身则是首要目标；因此，现阶段的策略应着眼于迅速而坚决地对邱、李、孙三部实施严密围困，确保其无法逃脱。
与此同时，中央军委亦从秘密渠道获取了最新的一批绝密情报，据情报透露，杜聿明部即将从两淮地区撤退。
鉴于上述情况，中央军委迅速向粟裕同志连续发出两封电报：预计在黄维部队即将被全歼，邱、李、孙部向南撤退已无望之际，他们可能的逃窜路径最有可能指向两淮或连云港两地。因此，你们必须对此立即做好相应的准备。
对粟裕来说，这两封电报犹如晴天霹雳，彻底颠覆了他先前的判断，其分量之重，令他倍感压力。
为何出现此反转？
难道粟裕误判战场？
军委情报或误判？
另一种可能性在于，杜聿明巧妙地规避了重重阻碍，成功地蒙蔽了局内之人。
战后岁月，伴随着国共两党大量档案史料的相继解密，那些尘封已久的内幕终于逐渐揭开。原来，在淮海战场的激烈炮火与烽烟背后，国民党国防部作战会议上，亦上演着一场惊心动魄的谍战大戏。
杜聿明在其著作《淮海战役始末》中透露，11月28日，在南京举行的作战会议上，依照惯例，第三厅厅长郭汝瑰在敌我态势图前详细阐述了作战计划。
郭汝瑰指出：“当前，共军在南北两线均构筑了坚固且深远的防御工事，我方徐蚌地区的各兵团进攻进度较为缓慢。若持续进攻，不仅将耗费大量时间，更将导致不必要的伤亡，难以实现与黄维兵团的会师目标。因此，我建议徐州的主力部队应当通过双沟、五河等地与李延年兵团实现会合，随后转向西进，以解黄维兵团之围。”
一直以来，杜聿明就严重怀疑郭汝瑰是共谍，听到向两淮撤退的建议，他忍不住大声质问郭汝瑰：“在这样河流纵横的湖沼地带，大兵团如何运动，你考虑没有？”
此问题一经提出，会场立刻陷入一片喧嚣，众人或高声争执，或放声大笑。
此时，有人向杜聿明咨询：“面对左翼的难以应对，我们是否可以派出右翼进行包围式进攻？”
杜聿明闻言，并未予以否认，反而以狡黠的口吻回应：“那得看具体情况而定。”
参谋次长刘斐闻言，便在旁鼓动道：“干就干！干就干！”
杜聿明微笑默认。
在杜聿明眼中，对两淮的撤退被视为郭汝瑰所施的“诡计”。尽管国防部积极推广此策略，郭汝瑰却抢先一步将情报透露给了中共。换言之，在28日的国防部作战会议上，郭汝瑰实际上是在为国民党设陷阱，而且陷阱设得相当巧妙。正因为如此，粟裕才接到了军委发来的电报，内容为“其逃跑方向最大可能为向两淮或连云港”。
值得关注的是，在杜聿明公开28日的作战会议记录时，他并未深入描绘会议桌下的真实情形，而实际上，那些隐蔽的细节才是决定战局走向的关键所在。
昔日在暗流涌动的对峙中，郭汝瑰在《淮海战役期间国民党统帅部的争执与决策》一文中，圆满填补了这一历史环节。
郭汝瑰所述，至28日，蒋介石方意识到黄维兵团凭借自身力量难以突破包围，随即下令扩大防御范围，坚守待援。当天，他还召集杜聿明至南京，商讨如何以主力部队南下支援第十二兵团的策略。与会者包括何应钦、顾祝同、刘斐、本人及数位参谋。
在会议中，杜聿明指出，徐州各兵团沿铁路一线发起的攻势进展缓慢。同时，共军已构筑了多道预备阵地。若继续采取正面进攻，将只会徒增伤亡，而最终恐怕也无法实现与黄维兵团的会师目标。
有人问：被左右翼夹攻，可行吗？
杜聿明坚持反对，认为无法攻克。
蒋问：怎么办？
杜聿明假托理由，建议我军主力从双沟出发，直取泗阳，继而径赴五河，尔后与李延年兵团汇合，共同北上，以期解救黄维所面临的围困。
在郭汝瑰的叙述中，他特意选用了“伪称”这一词汇，旨在阐明，杜聿明在会议上所提出的“走两淮”的策略，实则是一种欺骗手段，意在误导他向中央传达错误的信息。
杜聿明的后续供述以及相关战史资料，进一步印证了郭汝瑰的观点。实际上，在摆脱郭汝瑰的监视后，杜聿明与蒋介石、顾祝同进行秘密会晤时，毫无保留地透露了他的实际战略：撤离徐州并无大碍。然而，若欲放弃徐州，便不宜继续战斗；若要恋战，便不宜轻易放弃徐州。所谓“放弃徐州，另寻战机”，实则意味着将徐州的三个兵团迅速置于险境。唯有依靠黄维的坚守，牵制敌军，方能将徐州的部队安全撤出，转至永城、蒙城、涡阳、阜阳一带，以淮河为屏障，进而对敌发起攻势。
杜聿明的真实意图昭然若揭，他采纳了“明修栈道，暗度陈仓”的策略，表面上声称将进军两淮，实则意图从西南地区实施突围。
杜聿明此前对郭汝瑰深抱疑虑，然而蒋介石与顾祝同却未能采纳他的观点。因此，杜聿明曾直言不讳地告知顾祝同等人，他所制定的作战计划，绝不能事先让郭汝瑰知晓。一旦郭汝瑰得知计划，他便会按照自己的意愿执行，而不再遵循原定的方案。
客观而言，在此次战役的紧要关头，杜聿明成功欺骗了郭汝瑰，误导了中央军委，不仅赢得了先机，更使粟裕承受了沉重的压力。
在某些时刻，承受压力的重量往往胜过身陷枷锁，更能深刻考验一个人的意志、品格与能力。
昔日的粟裕，处境维艰，正遭遇着极大的挑战。粟裕在事后回忆道：“我们接到军委转发的军情通报，得知杜聿明即将从两淮一线撤退。这一消息让我陷入两难。虽然我坚信敌人不会选择这一路径逃逸，然而，情报亦显示，若敌人果真由此路撤退，而我军部署不当，不仅我个人的失误将贻误战机，更可能影响到我军与敌的战略决战。若信此一情报，倘若杜聿明不循此路，而是转向西南与黄维汇合，那后果将更加难以预料！”
审视彼时战场的局势，粟裕不仅陷入了两难的境地，更面临着一个严峻的第三挑战：南线的李延年、刘汝明兵团，他们或许会搅乱局势，带来不利影响，甚至有可能翻转整个战局。
此话怎讲呢？
自黄维部队被围困，中野预计仅需三天的努力便能将其彻底围歼。鉴于此，中央军委遂指令华野部队将正面阻击李延年的兵力后撤一步，诱其深入，尔后主力部队从其侧后发起猛攻。
粟裕凭借围歼黄百韬的丰富经验，深知中野在三天内围歼黄维的计划过于乐观，因而心中充满忧虑。他担心，若中野未能按时解决黄维，而华野则以重兵向南侧发起对李延年的攻势，届时若杜聿明乘机猛烈反扑，淮海战役的胜利果实恐怕将付之东流。毕竟，仅凭华野在北线的七个纵队，勉强能够阻挡杜聿明的一部分兵力，却难以实现全歼。如此一来，杜聿明的主力或许能够成功突围，并与黄维、李延年汇合，届时战场形势将变得严峻，甚至可能出现逆转。
粟裕之所以被誉为“战神”，其最令人钦佩之处，便在于关键时刻，他敢于果断作出决策。
林彪都叹服。
时光荏苒，不容丝毫延误，粟裕经过深思熟虑，再次展现了其独到而果断的战场决策。尽管军委的电报就置于案头，粟裕依旧坚信杜聿明突破两淮的可能性较小。他主张，北线七个纵队务必部署在徐州以南的津浦路两侧。总之，华东野战军需将关注焦点锁定西南方向。倘若判断失误，杜聿明若果真向两淮实施突围，鉴于两淮地区水网纵横，其行动速度恐难迅捷。华东野战军主力一旦猛烈追击，自能将其牢牢咬住。
粟裕的这一决策，既着眼于西南，亦兼顾了两淮之地，表面上看似乎是面面俱到。然而，从战场的实际情况来看，无论他如何巧妙地措辞，实则已带有“违命”的嫌疑。
面对南线的李延年兵团，粟裕亦采取了类似策略，此举颇有“违令”之嫌。他仅对李延年发起了一次试探性攻势，观察到李延年在交火后出现撤退迹象，便迅速从南线调集了三个纵队，参与了对杜聿明的包围圈。
从宏观历史的角度审视，这一关键时刻的“违命”之举，不仅提升了粟裕作为统帅的分量，更让华东野战军再次占据了战略上的优势。
蒋介石在辽沈战役中起用杜聿明，而在淮海战役中也委以重任，这表明杜聿明并非仅仅是“成王败寇”这一层面的人物。
1948年11月30日，杜聿明集结五支军队，于十几公里宽的战线上，对华东野战军北线主力发起了猛烈的攻势。
此举何为呢？
在粟裕彻夜未眠，紧张分析之际，一连串异常状况接踵而至——通过电台侦听得知，30日整个白天，徐州剿总与敌二、十三、十六兵团的电讯联络量急剧上升，频率之高远超寻常，更令人疑惑的是，午夜过后，大多数电台突然停止了通信；另外，从北线阻击部队的反馈来看，邱清泉的第二兵团和孙元良的第十六兵团向南发起了猛攻，然而，他们的攻击目标并不集中，部分炮弹落点极为散乱，似乎暴露出撤退的迹象。
考虑到这些因素，粟裕的心情略显沉重，难道杜聿明正施展“金蝉脱壳”之计，而且行动如此迅速？
30日凌晨，十二纵队司令苏振华披露了一起令人震惊的情报，这一情况验证了粟裕的预判——纵队三十五旅一零五团的团长何传修，在无意中率领部队潜入徐州机场，发现机场并无任何警戒措施，而飞机均已飞离，机场内空无一人，敌人踪迹全无。
原来，自南京启程飞往徐州后，杜聿明便火速着手拟定撤退方案。此方案旨在追求迅速与稳固并重。
何为快？
在进击与撤退的抉择之间，我方始终果断坚定，一旦下令撤退，即刻行动，绝不犹豫，中途绝无更改计划之虞。
何为稳？
撤退时采用滚筒战法，各兵团紧密排列，形成球形或筒状阵型，依次交替掩护，确保不给华东野战军提供包围的缝隙。
杜聿明深信，华野部队刚刚历经一场激战，亟需休养生息。此刻的急速撤退，正是巧妙地利用了敌方防线的疏漏。而30日所实施的佯攻，正是他精心布下的迷雾弹。
初是施以“明修栈道，暗度陈仓”之诡计，继而又施展“金蝉脱壳”之术，客观而言，杜聿明的狡黠出乎粟裕意料之外。在察觉被杜聿明先行一步后，粟裕立刻发布命令，一方面以一个师的兵力固守徐州，另一方面北线的七个纵队紧急朝萧县方向追击，并要求实施多路、多层次的尾随追击、并行追击、迂回截击以及超越拦击的联合战术。
粟裕一声令下，华野司令部即刻发出新的号召：
路标即路线，枪声即目标。
“能追能抓即胜利。”
鉴于杜聿明仅迟至一日，追击战况紧张至极。在随后的两天里，粟裕的高血压与美尼尔综合症同时爆发，血压一度攀升至180至200毫米汞柱，头痛剧烈如割。为了保持清醒，即便是在大雪纷飞的严冬，粟裕亦反复以冷水浇洗头部。
高手交锋，剑刃出鞘，真正的较量往往不在于谁更锋利，而在于谁能在交锋中避免失误。
失势者往往陷入心智的迷茫，频繁犯下愚昧且低级的错误。
杜聿明与蒋介石，充分证明之。
1949年12月2日，杜聿明抵达孟集周边，根据战场形势分析，他理应坚定地执行既定计划，毫不犹豫地持续向永城撤退。然而，就在这一关键时刻，杜聿明却出人意料地谈起了“大军作战，关键在于把握态势”。
“大军作战，贵在态势”意为大规模作战，关键在于把握战局态势。
简言之，经过连续三日的艰苦突围，杜聿明察觉到各部队的队形已略显混乱，遂决定暂停攻势，对队形进行必要的调整，随后再继续向永城进发。
不妨以一个通俗的比喻来阐释，这便如同在逃生的过程中，还需兼顾保持发型的精致。
简言之，国民党的高级将领们似乎缺乏对逆境的理解，更不擅长在逆境中作战。
此等低级失误，绝不可轻视。此刻在孟集滞留一日，实则无异于将粟裕宝贵的追击时机拱手相让，损失了整整一天的宝贵时间。
粟裕对蒋介石的评价直截了当，言简意赅地指出：“蒋介石此人颇为‘小气’。”他性格中存有一股独特的怪癖，即对他所求甚少，他甚至分文不施；而一旦你给予他大量，他反而对微小的恩惠亦不再珍视。
言简意赅地说，在战火纷飞的年代，蒋介石频频陷入舍本逐末的泥潭，不惜丢弃大局，只为争取微不足道的利益。
若杜聿明在孟集的滞留仅一日，尚不足以致命，然则蒋介石此次亲临前线指挥，实乃直接导致了败局。
12月3日清晨十时许，蒋介石目睹杜聿明顺利撤离徐州，心忧杜聿明可能忽视黄维的安全，遂亲自下达手令，派遣飞机将指令投递至杜聿明手中。
蒋介石于手谕中严令杜聿明：······空军情报显示，濉溪口之敌主力已向永城溃逃。若贵部今日仍旧执意向永城进发，而置黄兵团于不顾，我国将面临亡国灭种的危机。恳请贵部即刻下令各兵团暂停向永城进发，转而向濉溪口发起攻击，并与从蚌埠北进的李延年兵团形成南北夹击之势，以解黄维之围。
杜聿明心中明白，蒋介石的这番手谕犯了舍本逐末的失误。在这种关头，为了那即将覆灭的黄维兵团而冒险投入三个整兵团，实在过于冒险。然而，杜聿明并非粟裕，他不仅缺少战场上的勇气担当，更缺乏那份坚定不移的决心。
受私欲驱使，杜聿明玩弄权谋，故意保持沉默，进而要求三大兵团司令共同向蒋介石负责。
这就扯了。
身为沙场之主，竟不敢独自承担责任，反而让三位部将一同分担。
这恰似一位僧人饮水无虞，而三位僧人却面临无水可饮的困境。
最终，众人皆不愿违抗命令，蒋介石的手谕遂变为他们头顶上的催命符。
12月4日破晓时分，杜聿明部因行动停滞，最终被华东野战军的主力部队全面包围于永城东北的陈官庄地域。
听闻此讯，粟裕顿感心头大石落地，不禁脱口而出：“此事极是凶险！”
五个字，深意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