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9年九大后林彪：不安
编者按：张春桥不仅擅长撰写宣扬极左路线的文稿，更在实施极左路线的政治行动上展现出卓越的才能。在中共九大之后，毛泽东曾有意栽培张春桥成为自己的接班人，这一举动一度引发了林彪集团对于毛泽东可能更换接班人的猜疑。
2005年5月10日，新华社以“病亡”二字简短地发布了“文革”时期权贵张春桥于4月21日离世的消息。张春桥已逝。然而，那天所结束的，不过是一具生物之躯。他的政治生涯，早在“文化大革命”落幕之际便已画上了句号。1981年1月，在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的审判中，张春桥作为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的首犯，被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这便是对他一生的最终定论。
在“文化大革命”爆发之前，张春桥不过是一个默默无闻的地方角色，其资历与人望均不足以引起广泛关注。在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张春桥迅速攀升至我国政治舞台的巅峰，一跃成为政坛的顶级人物，担任“文革”副组长、政治局常委及副总理要职。在这十年动荡的政坛生涯中，张春桥稳居“中央首长”的重要位置，翻手为云，覆手为雨，掀起一波又一波的浪潮，成为“文革”极左势力的中流砥柱。
在长达十年的“文革”期间，张春桥充当了一个不可或缺的关键角色。在这一时期，“文革”派人物的代表人物起初是“中央文革小组”，而到了“文革”后期，则统称为“四人帮”。随着造反夺权和“全面内战”的政治洗礼，原本“中央文革”的领导层仅剩江青、张春桥、姚文元三位“首长”。在“十大”之后，王洪文凭借工人造反派的领袖地位，一跃成为中共中央副主席，从而在中央政治局中形成了“四人帮”的局面。
郭沫若曾于词中，对四人逐一进行了精辟的点评。他将王洪文称为“政治流氓”，姚文元被誉为“文痞”，张春桥被冠以“狗头军师”之名，江青则被称作“精生白骨”。这些称号，世人皆认为贴切无误。然而，若细致分析，四人的地位与影响力仍有所差异。王洪文虽然官至中共中央副主席，但其本质上不过是“文革”时期起家的“造反英雄”，政治素养不高，根基不稳。担当不起在广阔的政治舞台上，姚文元堪称文坛的政客。
他在推行左倾路线的舆论宣传中，缺乏真正的政治才能。江青，作为“文革”运动的核心人物，却才疏学浅，言语粗俗，惯于制造纷争，煽动人心，其倚重的不过是主席夫人这一特殊身份，实乃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张春桥则沉默寡言，却拥有比其他三人更为丰富的政治经验。他在舞文弄墨方面行动迅速，“理论水平”更胜姚文元一筹，且心思缜密，权谋高深，不无“左”倾的胆识。他是“文革”的发难者，“全面夺权”的始作俑者，同时也是坚持“文革”路线，力抗周、邓纠正“左”倾错误的显赫人物。
张春桥在政治领域的迅速崛起，恰如一面镜子，映照出中国政治“左”倾路线恶性发展的轨迹。在洞察“上意”方面，张春桥堪称一位杰出的“能臣”，他对毛泽东晚期的思想有着深刻的理解和独到的见解。在1958年的大跃进运动中，张春桥撰写了《破除资产阶级法权思想》一文，精准地触及了毛泽东急于“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的迫切心情。毛泽东亲自为此文撰写了编者按，并安排在《人民日报》上予以发表。
当毛泽东毅然决然地决定发动“文化大革命”之际，江青便匆匆赶至上海，在张春桥的鼎力支持下，由姚文元执笔撰写了《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文，由此揭开了“文化大革命”的序幕。张春桥也因此受到领袖的青睐，参与起草了《纪要》、《五一六通知》、《十六条》等推动“文化大革命”的纲领性文件，晋升为“中央文革小组”的副组长，从而迈出了他由上海步入中央高层的关键步伐。
1966年11月，张春桥面对上海工人造反派领袖王洪文所率众人的果断行动——他们集体卧轨，意图拦截行驶中的火车——进行了一系列的处理与应对。安亭事件。当时，他不过是“中央文革小组”中排名最后的副组长，却竟敢无视中央的指示和市委的意见，擅自按照造反派的意愿签署了协议。张春桥此举，无疑承担了巨大的政治风险。然而，毛泽东在事后对张春桥的处理表示肯定，提出“可以先斩后奏”的策略。这一举动无疑进一步提升了张春桥的政治地位。
1967年1月，张春桥与姚文元在上海发起了夺权行动，建立了上海人民公社，从而吹响了全国范围内夺权运动的号角。上海的夺权行动与毛泽东倡导的“全面开展阶级斗争”的方针相契合，毛泽东对此给予了高度评价，称之为“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革命”。自此，全国范围内掀起了一场全面夺权的狂潮。张春桥居功至伟的“夺权”之举，张春桥在其中扮演了关键角色。他的行为与毛泽东的旨意不谋而合，对“文革”运动的深化产生了深远影响，同时也标志着他政治身份的转变，从谋士蜕变为权谋之士。
在深入梳理毛泽东晚年思想的理论体系时，张春桥的地位愈发凸显。尤其在“九大”政治报告的筹备过程中，毛泽东对陈伯达所撰文稿嗤之以鼻，转而采纳了张春桥与姚文元共同执笔、强调阶级斗争为纲的文稿。张春桥与姚文元所撰的“九大”政治报告，正式确立了代表毛泽东晚年思想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并对这一理论进行了权威性的总结，将其确立为全党的指导思想。而“十大”等关键文件，亦由张春桥与姚文元主导起草。
在“文革”的尾声阶段，为了巩固“文革”的指导思想，毛泽东提出了关于“学习理论”的问题，并特意指派张春桥撰写抨击“资产阶级法权”的专文。他深信张春桥能够精准地传达自己晚期的思想精髓。基于此，张春桥创作了《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姚文元则著述了《论林彪反党集团的社会基础》，这两篇文章成为了“文革”后期“左”倾思想的标志性作品。
张春桥不仅擅长撰写推崇极左路线的文章，更以其执行极左路线的政治手腕而著称。在“文革”期间，毛泽东对张春桥的表现给予了高度评价，他曾赞誉张春桥“能力出众”。在“九大”之后，毛泽东曾有意将张春桥培养为自己的接班人选，此举引发了林彪对毛泽东可能更换接班人的担忧。
在九届二中全会，亦即第三次庐山会议期间，林彪集团对张春桥等人发起了猛烈抨击。毛泽东洞察此举旨在推翻“文革”路线，遂给予坚决反击。继林彪事件之后，在批林纠“左”的问题上，周恩来与江青、张春桥意见不一，而毛泽东则力挺江青、张春桥对林彪“极右”本质的批判观点。即便在毛泽东对“四人帮”进行批评时，他也认可了他们在反林彪问题上的贡献，认为批判林彪、批孔运动离不开他们。张春桥等人因此得以在抑制反“文革”势力方面受到重用。
“在推翻周总理和邓小平之后，你们意图由哪位人选接任第一副总理并在未来继任总理之位？”
张春桥正沉浸在谈话的喜悦之中，毫无戒备之心，随即应道：“他们的意图是希望我来。”
......
1980年11月27日，张春桥在第一审判庭接受庭审。审判员王战平提问张春桥：“您是否记得，在1967年9月、1968年3月以及1975年11月，您在上海和北京等地多次声称‘文化大革命’是一场‘改朝换代’的行动，这一说法是否属实？”
张春桥默不作声。
在1980年7月11日的证词中，徐景贤陈述了1967年9月的一段往事。当时，张春桥在上海康平路小礼堂接见了“工总司”全体委员，并直言“文化大革命”是一场“改朝换代”的运动。他还补充道：“今日之局面，除我徐景贤外，已无一名旧市委成员，这才真正显现出‘改朝换代’的景象。”而在1978年1月26日的证词中，马天水回忆起与张春桥的谈话，张春桥曾指责某些人“对文化大革命的本质——改朝换代——一无所知”。
法庭传唤了原上海市委常委、市革委会工交组的负责人。人黄黄涛出庭作证时，透露了一则往事。他指出，1975年11月，张春桥曾在钓鱼台邀请他进行谈话，当时张春桥曾言：“文化大革命实质上是一场改朝换代。”
张春桥审判中保持沉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