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首“文革”：中国十年“文革”分析与反思》是对十年“文革”进行反思的合集，分上下两册。作者或为“文革”的参与者、见证人，或为专门研究“文革”的学者，所收文章从不同角度，对“文化大革命”发动的时代背景、毛泽东晚年“左”的错误思想的成因等作了深入的阐发和分析，既有史料的真实性，又披露了许多鲜为人知的细节。本文是李雪峰回忆“文革”内情的文章。
林彪陷害罗瑞卿，罗瑞卿不知情。
1965年12月7日，我接到通知，需前往上海出席中央会议。彼时，我正深入基层推动“四清”工作。7日，我从河北永年县匆忙赶回北京，并于次日从北京搭乘航班前往上海。出发前，我对会议的具体内容一无所知。12月9日，会议正式拉开序幕。会议由林彪同志主持，毛主席并未出席。会议的核心议题是对罗瑞卿同志的批判。批判的导火索源于11月，林彪同志指派叶群同志从苏州前往杭州，向毛主席告发罗瑞卿同志。林彪同志要求叶群避开特定人物，直接面见毛主席。然而，叶群在杭州并未轻易见到毛主席。毛主席亦不知其来意，让她耐心等待。于是，叶群与毛主席的秘书徐业夫进行了交谈。随后，她在杭州致电林彪同志，希望能为毛主席准备一份书面材料。林彪同志对此予以批评，称她“糊涂”、“愚蠢”，强调必须直接向毛主席本人汇报。叶群同志再次前往，写下一纸条子，请求面谈。直至此时，她才得以见到毛主席。
据说对话持续了整整五个小时，主席全神贯注地倾听，未曾有片刻松懈。他提问细致入微，却始终未作出任何回应。然而，最终，主席深信不疑，接受了叶群所言。
此刻，罗瑞卿正身处云南，实地考察工作。12月10日，中央急令他即刻返京，赴上海参加重要会议。罗瑞卿毫无心理准备，接到通知后即刻动身，飞往上海。抵达机场后，上海市委书记陈丕显与空军司令员吴法宪亲自迎接，将他安置在一处戒备森严的地点，实则实施软禁。罗瑞卿从事保卫工作，入驻之后便立刻意识到自身自由受限，不禁怒火中烧，又感困惑不解，对于缘由一无所知。他始终未能出席任何会议。李井泉对此一无所知，甚至还为罗瑞卿送上了橘子。
林彪时，毛仍握军权。
我所在的团队由总理亲自主持，成员包括贺龙以及叶群等知情人士。
在会议中，叶群详细描述了她与主席的对话经过。她揭露了罗瑞卿与刘亚楼在卧榻之上密谋至夜幕低垂的情景。（刘亚楼于1965年5月不幸病逝，生前曾担任空军司令员。）罗瑞卿指示刘亚楼转达给叶群的，是四项重要意见：
1. 林总终将告别政治舞台。即便他选择留任，这一退出也是不可避免；无论是现在还是未来，他都将离开政治的舞台。
2. 保护林总身体。
3.此后，林总不宜再过多干预军队事务，此事宜交由罗总长全权负责。
4.罗管一切，应予充分信任，放手让他负责。此外，还曾听闻他评价林某为“占着茅坑不拉屎”，诸如此类。
在会议进程中，邓小平以其平和的语气传达了毛主席于12月2日在海军报告中就罗瑞卿问题所作的批示。批示中指出：“对于那些不信仰突出政治原则，表面上遵从却暗地里另行散布折中主义（亦即机会主义）观点的人士，我们必须保持高度警惕。”周恩来总理同样保持审慎，其态度并未表露无疑。贺龙发言数语。林彪随后在会上宣布，撤销罗瑞卿的书记处书记、副总理、国防部副部长、总参谋长及军委秘书长等职。
我那时疑惑，罗历来遵从毛主席的指示，与毛、林的关系向来和睦，怎料竟变得如此突兀？！会上明确禁止记录，对传达方式也未作说明。整个会议异常保密。直至13日，会议方才落幕。
16日，我返回了北京。鉴于缺乏书面记录，信息需通过口头方式传达。当时，我担任北京军区的政治委员，按照常规，应由军队的廖汉生同志负责传达，但他坚持认为应由我一同向军队和地方传达。作为第一政委，我无可推辞，只得承担起这一任务。我并未过多地阐述，仅草拟了一份简短的提纲。随后，在华北局的传达中，核心内容是毛主席决定召开会议批判罗瑞卿，众人对此表示赞同。会议结束后，军队随即开始了对罗瑞卿的批判工作。
搞掉罗瑞卿，不等于说毛主席就十分信任林彪。主席考察干部是反复的、长期的。他批评彭德怀时就说过林彪：“别的事都是马列主义，就是对他自己的病的看法是唯心主义。”
林对自身的病情过分担忧。在抗美援朝这样重大的事件中，高级干部理应全力以赴，然而当主席提议由林彪担任指挥时，他却推辞了，甚至认为不应出兵，选择独自前往苏联疗养。至于此事与斯大林的关系如何，尚不得而知，但或许与高岗的路线有关。高岗与斯大林有直接的联系，而他发起针对刘少奇的反对活动时，首要目标便是林彪。联想到早在长征途中的会理会议上，林就已对主席表示过反对，在主席面临困境时，林彪的态度将如何，主席必然会进行深思熟虑的评估。
为何他总是如此推崇我？事实上，林彪越是赞扬毛泽东主席，主席就越加警惕。
原本，若能将罗瑞卿排除在外，林彪的地位自会凸显。然而，主席对林彪亦未全然信任，始终紧握军队的指挥权。正因如此，才有了那项规定：“文革”期间，军队调动需经严格审批，即便是调动一个排，亦需军委主席亲自签署同意，而这一签字，非毛主席莫属。由此可见，毛泽东对林彪的信任并未达到完全放心，他禁止林彪拥有调动军队的权力。
▲在照片中，李雪峰（位于左四位置）与毛主席、朱德、彭真等杰出领导人并肩而立。
第一次杭州会议对罗瑞卿的批判倾向一致。
1966年的上半年，实为“文化大革命”的筹备与孕育阶段。
在完成上海会议议程之后，1966年1月21日，江青紧急从上海抵达杭州，与林彪就“文艺革命”议题进行了深入交流。林彪随即向总政治部发布指示，委托江青于2月2日至20日，在上海主持了一场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在会上，江青明确指出：“在文艺领域，存在着一条与毛泽东思想背道而驰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并强调，“这条黑线统治了我国文艺界整整十七年，”她进而提出，“现在是时候让咱们反击他们的统治了。”3月22日，林彪将座谈会的纪要呈报给了中央常委会。纪要经毛主席三次修改后，再次由林彪上报中央，并于4月10日，以中共中央文件的形式正式对外发布。
3月8日凌晨，邢台地区遭遇地震灾害。恰逢此时，我们正于天津举办华北局书记处的会议。当晚，周总理紧急召集会议，旨在商讨救护与救灾事宜。我当即提出前往邢台支援的意愿。总理却回应道：“你暂且不要急于行动，我先前往。”
总理抵达邢台进行视察，随后于12日至16日赴天津出席华北局的会议。16日，总理发表了重要讲话，标志着会议圆满落幕，我们随后返回了北京。
尚未结束的会议中，我忽然接到通知，要求我即刻前往杭州参会。
17日，我乘坐飞机从北京抵达上海，随后转乘火车前往杭州。我们入住的是一座刚刚落成的西泠宾馆。在忙碌的行程中，我抽空游览了苏堤。
当天下午五点钟，我们便抵达主席的住处刘庄，召开了会议。与会者包括中央政治局成员以及六大区的书记，总理和彭真亦在列。邓小平同志未能出席，他选择前往三线进行视察，以避开处理罗事件的纷扰。林彪似乎也出席了此次会议。
本次会议的记录在我手，会议氛围宽松自在，并无正式的汇报，主要由毛主席亲自发表讲话。
他起初闲聊了几句，语气轻松，随后话题转向文化大革命，提及了乔木（其时未出席），并对吴冷西提出了批评，言道：“我认为你们不过是马列主义与三民主义各占一半的信奉者，你们自己来判断，这算不算真正的马列主义？”众人听后均觉这并非仅涉及个别几人，而是针对整个文化工作领域的问题。主席的言论也未深入展开。
众人均缄默无声，无人敢表立场。陶铸素来勇敢，敢于发声，此次亦表现得格外谨慎。与会者彼此间均不敢多言，却又都怀着试探之意，渴望了解情况。然而，无人敢于率先开口，亦无人敢擅自发起话题。
当时彭真的地位还可以，是中央秘书长，还管着罗的事。记得会议中间，他去接电话，回来说罗（3月18日）跳楼把腿摔坏了。这时毛主席有些惊讶的样子，问：“为什么跳楼?”然后讲了一句：“真是没出息！”言下之意似乎是在说，案件才刚刚开始审理，罗某就选择逃避，而真正的挑战还在后面。
主席仍在审慎观察，从事态后续的发展中，亦能窥见主席提出那句话的深意。毕竟，中央尚未作出最终结论。主席仍在深思，此事件可能波及到哪些人。
三月之会议，焦点聚焦于杨尚昆与陆定一两位人物，并对江青所阐述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筹备情况进行了听取。针对罗某的批判言论更是层出不穷。会上气氛一度倾斜，众人情绪高涨。单凭会上所揭露的问题，罗某的过错已然显得严重。
上午会议已结束。
21日，陶铸亲自领队，大区书记们一同游览了花坞与玉泉。随后，我们告别杭州，踏上了前往上海的征程。23日，我们乘坐飞机返回北京，并在当天召开了书记处会议。
毛泽东曾言：“北京的气候颇为沉闷，我不愿久居于此。”自杭州会议以来，学术批判的氛围愈发浓厚。在4月9日至12日间，中央委员会于北京召开书记处会议，其中一项重要议题便是探讨学术批判的相关问题。
会议结束后，随即召开了第二次杭州会议，亦被称为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
14日，我自邯郸启程返回京城，紧接着于15日搭乘航班前往上海，再从上海转道至杭州。彼时，访客稀少，因此我被安置于西泠宾馆的八楼。
彭真稍后抵达，我们在此期间还更换了住所，如今我们同处一楼层。
叶帅抵达较晚，一到场便询问：“这次会议的目的是什么？三月不才刚刚举行过会议吗？”
我说：“我也不知道。”
叶帅回忆道：“在送彭真登机之际，彭真与我交谈了数语，他忧心忡忡地提及，如今又发生了变故，而他自己也陷入了困境。”
彭真抵达杭州后，迫切希望能与毛主席进行面谈。当时，我恰巧在场，目睹了彭真与徐业夫的对话。彭真说：“我有要事需向主席汇报，希望能简短会见，不超过二十分钟。还请转达此意。”徐业夫应允转达，然而，毛主席并未安排与彭真的会面。由此，我们预感到事情恐怕并非寻常。
盛会尚未正式拉开序幕，然而，有关彭真同志的问题材料已于18日先行披露。其中一份材料是4月16日《北京日报》以整整三个版面的篇幅发表，对吴晗、邓拓、廖沫沙所撰写的“三家村”文章进行批判，并附上了《北京日报》和《前线》杂志的编者按。编者按中有所检讨，并提及了《前线》的发刊词。康生同志指出，这实际上是一场虚假的批判，真正的意图却是庇护，只是表面上假装进行自我批评。他还提到，《前线》杂志也曾发表过一篇文章，但他始终未能得见。我们深知，“三家村”事件与北京市委密切相关。
4月18日，《解放军报》刊登了社论，该社论系根据江青主持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所蕴含的精神原则撰写而成。社论明确指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高潮已然来临。
19日开始开会。
在20日、22日、24日以及25日，我多次在主席的办公室里参与了会议。主席的言谈显得异常活跃且温和，然而，其间穿插的一些话语却显得分量较重。主席曾表示，北京的空气显得格外沉闷，他不愿久居于此，更愿意来到上海。那时，柯庆施与江青之间的联系已较为频繁。1965年初，江青便悄然来到上海，密谋策划对吴晗的《海瑞罢官》一文进行批判。记得有一次，我们在西泠宾馆用过餐后外出散步，六个大区的书记，包括刘澜涛在内，无人敢与彭真并肩同行，更无人与他交谈。我倒是与他交谈了几句，因为彭真自1938年起便是我的上级，我们之间的关系还算融洽。然而，我们只能闲聊一些无关紧要的话题，“天气热了……”无人敢于触及正题。
中央指派我与宋任穷陪同彭真回京。
4月21日，少奇在结束了对巴基斯坦、阿富汗及缅甸三国的访问后，重返杭州，并主持了一场与政治局会议性质相似的会议。鉴于少奇自3月26日起便不在国内，对相关情况一无所知，因此会议的实际主持工作由总理接替。在会议进程中，少奇特别指出了两位人员的名字。
“那么，你就根据你的笔记来撰写吧。”正是这样，才有了《五一六通知》的诞生。王任重的记录方式是记录所有人的发言，但仅记录要点。而我则是直接记录毛主席的原话，对于他人的插话则无法兼顾。当我看到他的记录与我有所不同，便没有将我的记录稿公之于众。
4月14日，总理将他召至钓鱼台8号楼，告知中央决定派遣刘与陈亚丁前往上海，参与一份中央文件的讨论与修订，即《五一六通知》。两人于16日飞往上海，并在当天，陈伯达、康生、江青主持了会议，邀请众人进行讨论。5月1日，刘志坚返回北京。由此可见，在第二次杭州会议尚未召开之际，中央已经开始筹备起草《五一六通知》了。）
4月24日，会议原则上通过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通称《五一六通知》）的草案。
会议落幕之后，中央指派我与宋任穷一同与彭真乘坐飞机返回京城，名义上是陪同，实则带有“押送”的意味。在26日晚从杭州驶向上海的火车旅程中，以及在27日的上海至北京的航班上，我们三人均陷入沉默。起初，我们三人面面相觑，默默而坐，随着时间的推移，宋任穷先行离开前舱，前往工作人员的休息区，于是便只剩我和彭真二人。彼此间的气氛虽略显紧张，但大家心照不宣，我们的职责便是共同完成“护送”彭真回京的任务。
抵达机场后，我们各自乘坐车辆分道扬镳。后来，有人误传我将彭真托付给了安子文，实则大谬不然。
在上海会议中，风波初起，三月之际，会议矛头直指杨尚昆与陆定一，而四月会议则对北京市委及彭某进行批判。显然，众人皆明白，这场风波仅仅揭开了序幕，远未到达尾声。对于接下来的走向，无人能够预料。此时，北京的气氛异常紧张，人们四处打探，渴望了解最新的动态。
彭真怒目而视，大声争辩。
通常，5月的政治局会议被普遍认为是在3日拉开序幕的。在此之前，已先行举办了数场座谈会，由康生、陈伯达、张春桥负责介绍相关情况。而我，则将更多的精力投入到北京市和华北局的各项工作之中，筹备华北工作会议，因此工作节奏显得尤为紧凑。
5月7日，中央文件正式下达通知，我受命前往北京，接任彭真的职务，担任第一书记一职，全面主持北京市的各项工作。
5月11日的下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首场全体会议由刘少奇同志亲自主持。在主席台上，刘少奇、邓小平、周恩来等领导同志均就座。而毛主席因身处外地，未能莅临现场参与会议。
我位居第一排，正对主席台的左侧。聂帅便坐在我左侧，而彭真则在我右侧。步入会场，落座后，我发现桌上放置着一摞文件，字迹如同核桃般大小。我随手拿起一份，原来是林彪亲笔所书。虽未能尽览其详，但大致内容是他在证明叶群于与他结婚之时，乃是一位纯洁的处女，并对严慰冰所发的揭发信进行了辟谣。
彭真早已得知我将接替他的职务，并对我将要履行的职责事项进行了详尽的交代。他站立着，身体前倾，对我低声叮嘱：“你到了那里之后……”话音未落，便听到有人在身后手持材料高声朗读。彭真闻声顿时怒火中烧，情绪激动，转身朝后大声质问：“究竟是谁第一个高呼万岁！”意在证明在历史上，是他首先向主席表达敬意。坐在主席台上的刘少奇立刻予以制止，争吵才得以平息。
此刻，我拿起林彪的手迹细读，尚不明其意，忽闻聂帅手持林彪手迹，怒气冲冲地对着主席台上众人质问：“此举何意？立即撤回！”此言无异于对主席台上人员提出批评。
此事与政治局并无瓜葛，竟为此等琐事行文，实乃有失体面，令人忍俊不禁！该文件乃系针对陆定一及其夫人严慰冰所发。在如此庄重的会议之上，竟然传出此类文件，不禁让人啼笑皆非。不久，文件便被及时收回。
林彪向陆定一发难
不日，中央派遣专人向彭真传达指示，要求其停止参加各类会议。
观察会议，明显可见少奇对彭真抱有同情之情，固然认可其过失，却对采取的手段表示异议。从他的神态中，不难察觉他内心的不悦与沉重的压力，表情显得略显僵硬。尽管他主持着会议，其态度却仿佛在否定自己。总理则表现得极为审慎，缄默不言。康生则显得颇为自得。
5月16日清晨9时，人大会堂内举行政治局扩大会议的第二次全体会议。此次会议依旧由少奇同志担任主持，而小平同志则发表了重要讲话，向与会者阐述了《五一六通知》的具体内容。
讨论通知时，大家都是赞成的，没有提出不同意见。因为是扩大会议，少奇说所有参加会的人都有权举手。全体举手通过，一字未改。这个《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通知》，因为是5月16日通过的，又叫《五一六通知》。通知重点批判《二月提纲》，说它是“反对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反对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的文化革命路线，打击无产阶级左派，包庇资产阶级右派，为资产阶级复辟作舆论准备”，是“彻头彻尾的修正主义”。通知说，“撤销原来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及其办事机构，重新设立文化革命小组，隶属于政治局常委之下。”通知中最严重的话是：“混入党内、政府、军队以及各类文化领域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群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便将夺取政权，将无产阶级专政转变为资产阶级专政。其中，部分人物已被我们识破，部分则尚未暴露，而部分则正被我们所信任，培养为我们的接班人，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角色，他们正潜伏在我们身旁。各级党委必须对此保持高度警惕。”
《通知》通过后，形势恶化。
本次会议亦审议通过了中央工作小组就罗瑞卿同志错误问题所提交的专项报告。
会议暂停了两日，于18日再度召开，由刘少奇亲自主持。会上，林彪发表了那场著名的“五一八讲话”。
在正式发言之前，林彪向陆定一询问：“你觉得我对你如何？”
陆定一说：“很好。”
林感慨道：“我对知识分子历来都抱以深厚的敬意——（言下之意，我知晓你是位大学生），你却为何对我如此？”。林彪的点名成为了分水岭，政治局常委们随后继续召开会议，作出决议，暂停陆定一出席。而当时，我们尚在会场未离。陆定一则在隔壁的房间内静静等候。
邓小平招呼我进入屋内，指示我与李富春一同前往与陆定一进行交谈，并告知他不再需要出席该次会议。
富春并非主动邀我担任领队之职。我对他说道：“你才是政治局的核心人物。”
我们俩起身站定，从会议室至陆定一先生的居所仅数步之遥，却谁都不愿率先迈步，于是并肩缓行。直至抵达房门，他轻轻一推，鉴于我年轻，便顺从地先行一步。踏入房门，我随即靠边而坐。按照礼节，理应由他先行开口，他却再次推脱，示意我先发言。陆先生似乎已察觉这一切。无奈之下，我先开口，传达了邓小平同志的指示：“中央决定自即日起，陆定一同志将不再出席此次会议。”此事乃小平同志亲自与我商谈，至于富春同志从何得知，我并不清楚，只能将此一句转达。在此，我既不能表达任何批评，亦无法流露同情之情。
陆定一说：“雪峰同志，我立志要实现共产主义，并衷心期盼能够亲眼目睹这一伟大愿景的实现！”他的话语中透露出沉重的分量，声音亦显得格外激昂。面对他的深情呼唤，我们却无言以对。
我轻声安慰道：“会议已定，现在可以休息了。一切事情终将水落石出。”
富春接口道：“确实如此，真相终将大白于天下，中央的决定……”
北大现首张大字报（1957年后）。
林彪在讲话前已精心筹备，手中握着一份简明的提纲，字体如核桃般大小。他言道：“本次系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回毛主席主持的常委扩大会议，旨在解决彭真的问题，揭开真相。此次会议将继续推进此问题的解决。罗瑞卿的问题，此前已得到解决。至于陆定一、杨尚昆的问题，则是通过调查地下活动而揭露的，经过长时间的酝酿，如今一并解决。这四位同志的问题相互关联，存在共性。首要问题是彭真，其次是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他的语气中透露出强烈的杀气，大谈“政变”，从古至今，包括世界各国，都曾发生过政变，他认为我国社会主义国家也不例外。尽管他没有指名道姓，但众人皆知其意指刘少奇。而刘少奇本人并未发表任何言论。
5月23日，会议通过对彭、罗、陆、杨的处理决定，进行专案审查。调陶铸担任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兼中宣部部长，调叶帅任中央书记处书记兼军委秘书长，我任北京市委第一书记。讨论时我说：“单凭我一人之力难以胜任，需要再调一位副书记。”候选名单上出现了两位人选，分别是吴德和华北局的一位同志。记得1936年我曾与吴德共事。他在枣园有过工作经历，康生对他也有所了解。最终，决定由吴德担任第二书记，郭影秋、高扬文、马力共同担任书记。
24日，再次发布了《关于陆定一同志与杨尚昆同志错误问题的说明》，该文件已下发给县团级单位。
5月25日午后，随着政治局扩大会议的落幕，下午两点左右，北京大学哲学系党总支书记聂元梓联合其他六人，在北大学生食堂东侧墙壁上张贴了一篇题为《宋硕、陆平、彭佩云在文革期间究竟有何作为？》的大字报。其中，宋硕时任北京市委大学部部长，陆平担任北京大学党委书记，彭佩云则是北大党委副书记。此份大字报的批判锋芒直指北京市委大学部和北大校党委，即指向了北京市委。事后揭露，这一行动是康生所策划，他早已指派其妻曹轶欧等人前往北京大学进行联络。
一派反对大字报，另一派则力挺，双方各执一词，互不让步，对立态势日益明显。辩论中，青年人的情绪尤为激昂，甚至有少数人情绪失控，发生了推搡等过激行为。加之北大拥有众多留学生，消息迅速传播至海外。北大门户向来开放，得知消息的外界人士络绎不绝，纷纷涌入校园，一睹大字报的风采。
陈伯达、康生骗我去北大演讲。
那晚，我接到了陈伯达的电话，他紧急召唤我前往北京大学。他语气沉重地说：“局势严峻，我们担忧大字报将走上街头，担忧串联活动的蔓延。目前，众多人涌入北大观看大字报，我们忧虑他们将走上街头进行游行示威。”显然，他们已经点燃了导火索，却尚未了解毛主席的立场，担心火势蔓延至自身，因而迫切地想要稳固自己的立场。
我言道：“我无法前往，只因中央尚未发布正式通知，此行缺乏正当的名义。”此时吴德已抵达北京，然而我与吴德尚未正式在市委任职，即便以华北局的名义，亦不可行。
陈讲道：“当前局势严峻，游行活动恐将发生。关于在北大张贴大字报的事宜，我们必须做好相应的工作，切勿走上街头。”
我认为，唯有中央的指示方为可行，而此刻夜深人静，我亦无法拨通主席的电话，更不能打扰少奇同志，因此我未能应允。稍作拖延之后，我还是决定暂不作出回应。
陈伯达显得焦急万分，第三次拨通了我的电话，语气中带着迫切：“非得你老兄出马不可了。”我仍旧没有点头答应，他接着说道：“咱们一同前往。”身为政治局候补委员，他早已内定为中央文革小组组长，肩负着领导运动的重任。面对他的坚持，我无奈之下只得答应了他的请求。
需正面阐述毛的英明决策，并对大字报内容制定相应规定。在开展工作过程中，应注重说服教育，避免强制打压，且负责人需亲自深入一线进行工作。张彦补充道：我先行告知你一声，康生还有其他事情需要与你商讨。
片刻之后，康生打来了电话。我首先转达了张彦所传达的信息：蒋南翔已经来过，即便我未至，亦无大碍。我接着提到，陈伯达也来电相邀，希望我能发表一番言论。康生听闻后，表示并无异议。
这时，陈伯达又来电话催我。我说：“我等你。”我考虑，我一个人上台让群众一包围，我连个报信的人也没有，就找解学恭、池必卿来开会商量。我说我在台上，你们散在台下，聂元梓是太行的干部，池必卿可以做做聂的工作。这一切都安排好了，已是十二点多了。我和陈伯达联系，陈这时却说：“我正在修改一篇社论，无法前往。”陈伯达指示我前往北大参加一场紧急会议。（这一行为暴露了康生与陈伯达之间相互勾结的迹象。）
我赶到北大临湖轩时，陆平正在主持校党委会。教育部部长蒋南翔、副部长刘仰峤也在。他们已经开过了一个八百人的党团员干部会。我先听了一段汇报，就说：“既然已经举行过，那便无需再提。”蒋部长却回应道：“雪峰同志，您既已莅临，那我们不妨再召开一次会议。”
刘仰峤与张彦陪同我一同走上主席台。面临即将召开的会议，我思索着该发表何种言论。于是，我指示张彦补充更多详情，并传达周、康、陈三位领导的指示。在聆听的过程中，我内心感到不满，不明白为何将我置于台前，这究竟算什么！我要求张彦先发表讲话，由我负责主持会议。但他并未发言，于是我询问总理是否还有其他指示，总理表示已无更多指示。
首先，我们不鼓励书写大字报；其次，大字报的内容应区分内外；再者，必须有领导的指导和监督；此外，行动还需有明确的步骤；最后，并非所有情况下都需通过召开大会进行声讨。
会议结束后，我返家难入眠，心头萦绕着疑惑：中央尚未表态，我此举是否妥当？黎明尚未到来，我便给少奇同志拨通了电话，却遭遇了拒绝。我刚提及在会上以中央和总理的名义发表了言论，他却立刻反驳：“你无权代表！”
我迅速回应道：“那该如何是好？我立刻着手撰写一份检讨书，若是需要公之于众，我即刻进行公布。”
少奇言简意赅地回答：“那便不必。”话音刚落，便迅速挂断了电话。我立刻意识到，问题并非出在我这边。这番话如同卸下了我肩上的重担。
在这一日的事件中，我方才意识到康、陈对我发动了一场突如其来的攻势。在此之前，我对康、陈存有几分疑虑，然而鉴于他们均为资历深厚的同志，我并未敢过分质疑。
康生对聂元梓大字报公开发表感到非常高兴。
5月31日，陈伯达亲自莅临《人民日报》社，对报社进行了改组，并撤销了吴冷西社长的职务。随后，他宣布中央决定派遣工作组进驻，这是中央首次派出的工作组，且由陈伯达亲自宣布并担任领导。改组次日，即6月1日，《人民日报》发布了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社论强调：“革命的核心问题在于政权……掌握政权，便拥有了所有。失去政权，便一无所有。因此，无产阶级在夺取政权之后，无论面临多么纷繁复杂的事务，都务必牢记政权，坚守方向，把握核心。”这篇社论实质上是对林彪“五一八讲话”精神的公开发布。社论宣布：“一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高潮正在占据世界四分之一人口的社会主义中国蓬勃兴起。”
6月1日，正值召开华北地区工作会议之际，我受命传达了5月政治局扩大会议的相关决议。会议进行中，突然递来一张便条，据悉是康老亲手转送的重要文件。我迫不及待地打开，发现是一张康生亲笔书写的条子。条子内容揭示了毛主席在杭州对聂元梓大字报所作的批示，并明确指出，这一重要信息将即刻对外公布。
毛主席的批示内容，由于时间紧迫，我匆忙浏览了一过，现已无法详记。鉴于此事的重要性，我在会议上宣读了康生所写的便条。
6月1日夜晚八时，中央广播电台完整播发了聂元梓所撰写的这份大字报。毛主席对此给予了高度评价，称之为“全国首张马列主义风格的大字报”。此举迅速引发了全国范围内的热烈反响。
康生喜不自胜，曾在一次大会上激动地表示：“自从大字报广播之后，我仿佛获得了新生。”然而，大字报的广播让我陷入了被动境地，因为我所发表的北大师生讲话与毛主席的评价相去甚远。
当晚，张承先带领着为数不多的工作人员队伍，悄然踏入北京大学校园。
6月2日，《人民日报》第一版以醒目标题《北京大学七同志一张大字报揭穿了一个大阴谋》，全文刊登了聂元梓的大字报，并发表了评论员的文章《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评论员的文章说“北京大学是‘三家村’黑帮的一个重要据点，是他们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顽固堡垒”，并说北大的党组织是“假共产党，是修正主义的‘党’”，说“你们所谓的‘组织’实际上是一个反党的团伙，你们的所谓‘纪律’便是残酷无情地打压无产阶级革命者。”
众多高等学府竞相效仿北京大学，对校系领导展开批判，冲击各级组织架构，由此全国高校陷入混乱，局面一发不可收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