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景贤披露：王洪文的生活有多纸醉金迷
在此，我愿先述及我所结识的王洪文。我与王洪文相识于上海文革动乱的年代，确切的时间是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十八日。初识王洪文时，他给我的印象是一位退伍军人的模样。他偏爱身着军装，那是一段冬日，他所穿的棉质绿军装已被洗涤得略显泛白，头戴一顶翻卷的海虎绒帽，胸前佩戴着一枚毛泽东像章。
他操着一口地道的东北普通话，上海话却说得不够流利，偶尔能蹦出几句，但通常还是用东北话交流，那浓重的鼻音颇具特色。他自称是吉林省长春市郊区的当地人，生于1935年，比我小两岁。他的童年颇为艰辛，家中既要耕种土地，又要放养牲畜，东北的猪需放养在野外，需人驱赶，还要照料马匹。他未能完成小学学业，文化水平不算很高。
幼时在吉林四处漂泊，他回忆道，解放前的一段时间，在东北遇见苏联人，俗称“老毛子”。他们来到一家饺子摊前，因无容器盛放，便将帽子摘下，请求店主将饺子装入帽中。我们只能在一旁默默观望。解放后，1951年四月，十六岁的王洪文在东北参军。他常常说，我和你们，尤其是你老徐，并非同路人。
那日，他醉意朦胧，紧握着我的手，语重心长地说道：“老徐啊，我明白，你瞧不起我。我是放猪的，是放牛的，而你，却是知识分子。”此番酒后真言，源于他心中长久以来的隔阂，总觉得自己与我并非同路人。
王洪文在参军后，便成为了浙江湖州二十七军军部的一名通讯员。因此，他与当时的二十七军军长、内蒙军区司令尤太忠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尤太忠见到他，总是亲切地喊他“小王，小王”。随后，王洪文随二十七军奔赴朝鲜，参加了抗美援朝战争。起初，他担任警卫员，不久后转任通讯员。他胆识过人，曾回忆起自己作为通讯员时，在炮火连天的前线送信的经历。在长途奔袭中，他感到疲惫不堪，便机智地用两个死者的尸体垫在身后，稍作休息，然后继续前行。
曾在抗美援朝中立下赫赫战功的他，尽管具备一定资历，却未能在职场上得到晋升。归国后，军队组建了军乐队，他主动申请加入，最终获得了批准。我曾好奇地询问他的职责，他坦诚地说自己担任黑管演奏员。我查阅了王洪文的所有传记，却发现对他的音乐才能毫无所记。我进一步追问他是如何学会吹黑管的，他坦言自己对乐谱并无深入了解，只是随意吹奏。他补充说，当时的解放军常戴船帽，他经常随意抛掷帽子，显得十分轻松散漫。
在军乐队中，他享受着副排级的荣誉，随后便从吹奏黑管的一线岗位上退役。在部队期间，他光荣地加入了党组织。然而，鉴于缺乏显著的晋升空间，他选择退役后加入了国棉十七厂，成为一名保全工。他向我提起，当时人们都亲切地称他们为“小加油”，这源于他们需要在每一台纺车上进行加油维护。
文革初期，王洪文在上海国棉17厂。
王洪文那时居于工厂的集体宿舍之中。我好奇地询问他周末是如何度过的，他答道：“哎呀，实在是无聊，周末我常常会去市中心逛逛。”当时住在杨树浦的人们将上海市中心称为“市里”。他会买上六瓶啤酒，一边用胳膊夹着两瓶，另一边也夹两瓶，手里再提两瓶，等把六瓶啤酒都拿稳后，便乘坐外滩的六路有轨电车，一边乘车一边畅饮，电车“眶当、眶当”地驶向杨树浦，直到六瓶啤酒全部喝光。后来他的酗酒问题似乎与此习惯有关。那时的一个年轻工人，在厂里度过星期天时，也会感到极其无聊。
王洪文在工厂的薪资水平始终偏低，直至调至保卫科后才有所提升。即便如此，直至文化大革命时期，他的月收入也仅有六十八元。他花钱颇为大手大脚，既无积蓄，也无房产，因此寻觅伴侣颇为不易。在五十年代末期，王洪文邂逅了崔根娣。崔根娣是上棉十七厂托儿所的一名保育员，虽为临时工，但她的家庭背景优于王洪文。自幼，她便被一对年长的工人夫妇收养，养父母在定海路桥拥有一间不足十平方米的平房。王洪文认为崔根娣的条件相当不错，于是展开追求，并最终与她结为连理。婚后，他们育有一女两子。
文革爆发之际，王洪文即在厂内张贴了批判四淸工作队及党委的大字报，就此跻身上海造反派的先锋行列。在与他的交往中，我发现他一面批判他人所持有的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和等级观念，一面却又对这些东西情有独钟。起初，他身着旧式棉军装，但一旦夺取了权力，便开始讲究排场，频繁更换崭新的军装。这些军装均系他从部队中索要而来。此外，他还向部队索要牛皮皮鞋和大衣，尤其是那种口袋带有盖子的长大衣，彰显着干部身份，他常将其搭在肩上。
他对干部住房等级及配备的车辆格外关注。起初，这一举措源于安全考虑，故而自定海路迁出，辗转数地。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他对住房的追求愈发强烈。在康平路，他先后搬了三次家：起初，他住进康平路的公寓，那里共有三栋四层楼高的公寓楼，每层楼设有两套住房，一套用作办公室，另一套则供居住。其中，居住套间多为两室两厅的格局，过去是供市委常委居住的。
王洪文入驻公寓，目光所及之处，是一排风格雅致的二层花园洋房。每座洋房皆配备私家庭院，院内绿树成荫，果实累累，尽显匠心独运。此处的住宅曾为柯庆施、陈丕显、曹荻秋、张春桥等名流所居，而马天水、王少庸等亦曾在此安家。
王洪文深觉，自己的地位日益攀升，随之而来的便是搬入了前方的小洋房。入住小洋房后，他却难以满足，一套住所已不足以满足其需求，于是又购置了两套。晋升为中央副主席后，尽管在上海的房产所占比重不多，且鲜少光顾，但他仍觉得住所不够气派，于是又搬进了一座独立的三层楼洋房。
这座洋房精致典雅，坐落于康平路大院的隐秘一隅。其独设的入口，既可通过荣昌路独立通行。二楼设有一间巧妙隐蔽的秘密房间，看似一面普通穿衣镜，实则一触即启，揭示出一条秘密通道。步入通道，便可见数间密室。这一切无不彰显，随着地位的日益攀升，他对物质享受的追求亦愈发迫切。
那是在一九七五年，他毅然决然地放弃了康平路院落中那座宽敞的大洋房，重返上海，迁至东湖路七号，即今日位于东湖路与淮海路交汇处转角的一座宽敞院落，院内设有游泳池与网球场。安顿下来不久，他又指示市委招待处起草了一份报告，旨在将东湖电影院纳入其私人观影的专属场所。
我那时觉得这样的要求实在过分，一边是毛主席倡导限制资产阶级法权，另一边他却持续增强自己的资产阶级法权。我找了个借口，向马天水提出，东湖电影院是解放前就存在的，在上海享有悠久的历史，将其划入是否恰当？由于我提出了异议，这件事才得以暂时搁置。
王洪文对汽车情有独钟，在上海私家车库里停泊着六辆爱车，这还不包括那些为他安保所用的座驾。其中一辆是豪华的三排座大红旗轿车，车内配备了恒温系统，驾驶座与后座之间设有隔音玻璃，既能有效隔音又可自由升降。另一辆则是来自德国的奔驰轿车，是他日常出行所用的座驾。还有一辆上海牌轿车，用于下基层时以彰显其身份。另外两辆分别是伏特加和北京吉普，这两款车型主要用来取送信件、搬运物品，亦或是在狩猎时使用。此外，他还拥有一辆特制的防弹轿车，该车配备数英寸厚的防弹玻璃和防爆钢板，重量十足。他们曾将这辆车驶至靶场，经机枪、步枪射击，以及手榴弹轰炸，均无法穿透。每次他前往北京，都会将这辆防弹车锁在车库中，返回上海后再次投入使用。
王洪文在上海时，亦对酒情有独钟。鉴于当时地方政策严格，即便在酒店，自费饮酒亦是规矩，他如何应对？于是他常前往部队，与军长、师长及副司令等将领畅饮，今日与这位将领举杯，明日与那位将领共醉，频繁地沉醉于酒乡。林彪事件后，王洪文被委以上海警备区政委重任，赴杭州处理案件，他的态度愈发傲慢，时常被各式宴请所环绕，饮酒的欲望更是越发强烈，几乎达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
我与王秀珍曾一同前往杭州探望他，只见他每日四餐必饮美酒，早餐与夜宵更是茅台畅饮，有时醉意朦胧，舌头打结，言语亦变得模糊不清。待他酒醒时分，便热衷于外出狩猎。当时，写作组的王知常作为他的随员陪同前往杭州，协助整理项目资料，长达两个月。目睹王洪文如此行为，王知常心中暗自不忿，遂在私下里挥毫泼墨，吟咏了一首打油诗。
上海游西湖，下马饮洗尘酒。
宾朋欢聚，夜饮舞拳。
深山猎兔，大江射雁。
胡涂官司莫询问，上车别忘带鸡狗。
抵达北京之后，鉴于薪资未能上调，上海市委办公室主任张敬标在马天水的同意下，每季度为王洪文提供数百元补贴，这在当时已属相当可观。而在北京，王洪文亦需应酬饮酒，我曾目睹湖南省委书记张平化赠送他几箱白沙酒，这无疑是免费的美酒。
“休想。他若想在我们这里捞取便宜，绝无可能。”
王洪文与德国狼犬
当王洪文权势滔天之际，他的爱犬竟享有上海市委的特供待遇。然而，随着王洪文被捕，那只狗也随即遭到了无情的宰杀。
南京军区领导送礼讨好王洪文。
在文化大革命时期，王洪文、徐景贤以及王秀珍女士（均为女性）共同担任了中共上海市委书记的职务，他们的住所均位于上海康平路的市委大院，该地亦被简称为“康办”。到了1973年，王洪文同志当选为中共政治局常委，并荣任中共中央副主席。
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徐景贤以及王秀珍等人士，聚首一堂。
自1970年起，张春桥与姚文元的家人定居于上海康平路的大院之中。在那段时期，上海市的行政事务暂时由王洪文负责，他因此搬入了位于南面的花园洋房，并占据了其中两套住所。这两套住宅前方是一片宽阔的花园；后方则有一条沥青铺就的小径，蜿蜒穿院而过。穿过小径，横跨草地，便可达姚文元家属、徐景贤及王秀珍所居住的公寓。而王洪文的邻居，则是张春桥与马天水等人的宅邸。
不久，王洪文迁入花园洋房后，南京军区的一位领导慷慨赠送给他一条纯血统的德国狼犬。王洪文对它呵护备至，每当闲暇时刻，便会将小狗抱在怀中，并为它取名“马林”。王洪文育有两个儿子，当时正值小学阶段，王秀珍为他们各自取了两个昵称——“大呆瓜”与“小呆瓜”。日复一日，放学后，这两个“呆瓜”便会牵着他们的小狼狗马林，在院子里尽情奔跑。
数月时光流转，岁月更迭，那只狼犬迅速成长，昂首挺胸，身高已超过半米，其外貌愈发接近狼类，露齿狰狞，伸出鲜红的舌头，显得格外阴森可怖。狼犬马林的生长速度惊人，食量也随之增加，每日需消耗数斤牛肉。面对每月仅有的68元工资，王洪文不禁犯难。于是，他想出了一个办法：既然狼犬是王洪文的守护者，那么其食物供应便应归属市委警卫处。警卫处的领导为了讨好王洪文，便安排身着军装的警卫员每日送来牛肉等食物，以确保“马林”的营养。
狼狗马林在康办闹事。
“马林”这头狼狗，对王洪文一家，总是摇尾乞怜，俯首帖耳。然而，面对外人，它却露出凶狠的一面，总是试图上前威吓。王洪文住所的后方，是市委机关以及行政、后勤人员的工作室，这里每日往来穿梭的干部和员工络绎不绝，他们常常遭受马林的恐吓，心中颇为恼火，尽管如此，却无人敢怒不敢言。
在每日上下班的途中，亦或在放学归家的路上，大院里的孩童们常常与狼狗马林不期而遇。那狼狗似乎专挑女孩子们欺负，远远地便狂吠着猛扑过来，令女孩子们惊恐万状，尖声尖叫，四处逃窜；姚文元的女儿和徐景贤的女儿更是多次被此狼狗吓得痛哭失声。
大院内的员工及其家属们对王洪文家饲养的凶猛犬类均持有不满。无论是康平路办公室还是市委警卫处，都屡次接到工作人员和家属们关于养犬问题的反馈。然而，由于王洪文始终未作出让步，那头凶狼般的犬只依旧在大院中肆意妄为。
直至某日，险些酿成悲剧，姚文元的妻子金英才着手探究如何妥善处理狼狗马林的问题。那日清晨，金英手提挎包，正准备前往职场，刚迈下楼梯，跨出大门，狼狗马林却突然从远处凶狠地猛扑而来。金英措手不及，她本身就患有心脏病，此番惊吓之下，几乎险些失去意识……
马林此次行为激起了众人的愤慨，尤其是姚文元的妻子深受惊吓。究竟是谁该为这起事件负责？院中各户居民纷纷向市委警卫处施压，迫切要求驱逐这只恶犬。恰逢王洪文即将赴京，狗的主人离去，失去了庇护，恶犬便不能再任意妄为。
有的提议将狼狗送回部队，有的建议将其送至中国科学院上海药物研究所进行动物实验，更有甚者在暗中煽风点火，主张宰杀狼狗以享用那美味可口的狗肉。
市委书记向犬忠诚。
在恶狗命悬一线之际，上海市委书记王秀珍及时发声，下达“指令”：将马林“安置于上海西郊公园，悉心照料，以便公众观赏”。警卫部门迅速响应，派遣专责警卫员驾驶专车，将马林安全送达西郊公园。每日供应数斤新鲜牛肉，并精心建造了颇具规模的狗舍，让这位狼狗得以享受尊贵优裕的生沽……
数月之后，王秀珍突然提出，需亲自前往西郊公园探望她所送养的那只狼狗马林，以了解其近况，并向王洪文作出汇报。她选择了一个晴空万里、阳光明媚的日子，身着那件曾在阿尔巴尼亚访问期间制作的毛料服装，并携带了王洪文的几位“小兄弟”，在警卫处的负责人陪同下，乘坐几辆豪华轿车，径直驶向了西郊公园……
一场“探望”狼狗的戏码落幕，王秀珍自西郊公园归来，她那尖细的嗓音高声叫道：“徐景贤那伙人去西郊公园看过马林，那狗身形健硕、肥大，气势非凡。它还认得出徐景贤，真是讨人喜欢极了！”远在北京的王洪文，通过红色保密线路得知了这则“喜讯”，忍不住露出了笑容。
王洪文被捕，马林遭迫害。
“以礼待狗，亦是尊重其主之心。”反其道而行，亦无不妥：“敬犬之意，实则敬其主人也。”
狼狗马林自在西郊公园定居数年，无人敢轻易触其毫发。然而，随着“四人帮”的覆灭，动物园的饲养员们愤懑难当，遂毫不犹豫地将其宰杀，饱餐了一顿狗肉，方才稍解心头之怨。
